青年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是政治经济学、黑格尔哲学、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交汇点，理论来源的复杂性直接导致了其阐释空间的无限性。但是，如此众多的理论来源在此时马克思的头脑中是如何建构和变化的？它们又是以怎样的结构存在的？这是我们对其进行原创性阐释之前，首先要回答的基础性问题。

　　孙伯鍨教授以文本和思想史为基础，首次提出“两条逻辑”来阐释青年马克思思想的复杂性。他认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1844年手稿》）中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逻辑，分别是以抽象的人的本质为出发点的思辨逻辑（以异化劳动概念为代表）和以现实的经济事实为出发点的科学逻辑（以对象化劳动为代表），历史唯物主义只有在后一种逻辑的基础上才能逐渐产生出来。张一兵教授在经济学语境中对青年马克思的两条逻辑进行了深化，认为两条逻辑分别是从先验主体出发的人本主义异化史观的（应该）人学现象学逻辑和从现实物质生产（实践和工业）出发去观察社会历史的（是）客观逻辑，主张人本主义的异化逻辑和客观的现实逻辑是从《巴黎笔记》开始萌芽，并在《1844年手稿》中凸显，体现了资本主义制度及国民经济学、普鲁东—青年恩格斯社会主义、哲学人本主义批判（又包含自然唯物主义前提）三种话语的理论对话。唐正东教授创造性地剖析了两条逻辑之间的力量变化关系，在他看来，此时马克思已经不再把对象化劳动和异化劳动当作两条并列的线索，而是把它们交合在了一起，把异化劳动的扬弃放在了对象化劳动即实践的线索之上，这集中体现在《1844年手稿》笔记本III中。

　　从方法论上来看，将青年马克思的思想特质解读为“两条逻辑”，其实是一种“复调”的阐释方式。这一方法最初在音乐学中产生，后被运用到文学和哲学等领域。在音乐学中，“复调音乐”（polyphony music）是与“主调音乐”（homophony music）相对的，它们都是多声部音乐的一种形式。从多声部间的相互关系来看，主调音乐的特点是以一个声部为主导性旋律，其余声部则作为附属和烘托来配合主旋律。这种调式强调鲜明的主旋律，在西方古典时期的庄严宗教音乐中最为普遍。而复调音乐由两组及以上同时进行的旋律组成，以对位法为主要技法，各声部各自独立，但又彼此形成和声关系，这种调式的不同声部既在节奏、重音、力度及曲调起伏等方面具有自己的独立性，又彼此相互关联，共同构成一个和谐整体。到了20世纪，现代音乐还在此基础上创新出了勋伯格的“无调音乐”（atonality music），其以反叛古典音乐中音与音之间的调性为主要特征，阿多诺的哲学正是在此意义上进行的理论创新。而在文学中，苏联文艺学家巴赫金将复调音乐的创作方式借鉴到文学阐释之中，提出了著名的“对白理论”。在他看来，无论是交往还是对话，人与人之间在现实中都是一种对白关系，但是传统小说却普遍是以主人翁独白的方式建构的，尽管有多个人物交织的关系，但是他们不过是为了配合主人翁活动的配角。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出现了多个主题性情节并行的情况，它们之间相互独立又彼此交织，多条线索在有机结合中共同描绘了一幅整体性图景，巴赫金将其命名为“复调小说”。

　　从这个角度来看，青年马克思头脑中的“两条逻辑”并行不悖似乎与这种复调有着一定的相似性，两条逻辑在矛盾与联系中构成马克思的整体性思考。更重要的是，巴赫金指出，正如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对白的无限性一样，复调理论的结果必然是一种“未完成性”。换言之，这种小说的叙述与阐释向所有读者敞开。对当代欧陆哲学影响巨大的思想家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在文学阐释中提出的“两种声音”正是在这一复调理论基础上的继续言说。在某种程度上，当代学术界对青年马克思思想的无限性解读与原创性阐释恰恰也是从这一特征出发的，这种复调思想的未完成性给后人留下了无尽的想象空间，形成了“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现象。

　　如果说此时马克思的思想呈现出复调的特征，那么我们不禁会疑问：这两条逻辑以何种方式共同存在于马克思的头脑之中？换言之，两者分别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笔者认为，仅仅用复调理论并不能完整展现青年马克思头脑中不同逻辑力量的角逐，它们呈现出一种复杂的思想场域关系。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将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它们的存在方式。在布尔迪厄看来，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构型，每个位置与其他位置之间存在着客观的力量关系，即支配关系、服从关系、结构对应关系等。只要在这个场域之中，就会面对看不见的正在发生/潜在的力量争夺活动，这种运动性意味着场域理论的关键，既不在于A，也不在于B，而在于A与B之间看不见的关系。如果将复调理论与场域理论结合起来透视青年马克思的思想空间，就能更细致地看到不同逻辑之间的力量角逐以及潜在性的变化关系。

　　从存在方式来看，青年马克思的思想空间中存在着显性逻辑和隐性逻辑。显性逻辑是从经济现实出发的客观逻辑，所以马克思在《巴黎笔记》和《1844年手稿》中使用的术语、概念、表述都是同政治经济学家相似的，甚至历史唯物主义话语中的生产、实践、共产主义等概念都在这里出现了。但是，它们的背后却存在着一条隐性逻辑，即从人本主义出发的异化逻辑，所以尽管此时马克思转向了唯物主义，却仍然是隐性唯心史观的。

　　从决定作用来看，两条逻辑又可以分为主导逻辑和附属逻辑。作为显性话语的现实客观逻辑此时只是附属逻辑，而隐性的人本主义异化逻辑反过来成为了主导逻辑，所以尽管马克思运用了近似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但这些概念仍被人本主义所主导的浪漫主义价值悬设，马克思扬弃异化的复归点还是人的类本质。然而，这两条逻辑的力量争夺带来了潜在变化，当马克思在《布鲁塞尔笔记》《曼彻斯特笔记》中研究过经济学、工艺学、社会主义学说并在现实中经历机器大工业生产之后，彻底扬弃隐性的、主导的人本主义异化逻辑，才在现实逻辑上走向历史唯物主义。

　　进一步来讲，两条逻辑的来源也不是铁板一块，从现实出发的客观逻辑不仅包含从斯密到李嘉图的现实因素，还包含如斯卡尔培克这样的人本主义经济学家的思想，马克思在面对不同立场的经济学家时明显有着不一样的态度。而从人本主义出发的异化逻辑不仅包含我们熟知的费尔巴哈人本主义，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也为马克思异化批判提供了根本性的逻辑支撑。可见，如此之多的理论来源在同一空间中的力量角逐，导致此时马克思的思想发生着激烈变化。试图“打开”这种结构性场域是复杂且艰涩的，但也是开放和有趣的。想要在这块土地上结出原创性花朵，就必须在文本上不断进行深耕。

　　（作者系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