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文如作画:汪曾祺的彩色叙事
2023年07月12日 10:1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年7月12日总第2689期 作者:王居荣

汪曾祺晚年照   资料图片

  汪曾祺幼时经常观察父亲作画,少年时代曾以画名,长大后也一直都有一个画家的身份。他始终认为,用笔、墨、颜色来书写情怀是一种更直接、也更快乐的表达方式。汪曾祺对绘画的热爱使其形成了对周围世界中色彩的敏锐感知,也于无意间渲染着他文学创作中的色彩表达,点染成写意式笔法。

  文学与绘画共同建构着汪曾祺的艺术世界。“我认为,一篇小说,总得有点画意。”在汪曾祺早期的小说创作中,不难发现大量的色彩运用,但纵观其小说的总体创作,色彩的丰富性是随着创作历程的发展而降低的。色彩语言与作家创作心境中对世界的感知相关联。汪曾祺在作品中使用频率较高的白、红、黑、绿、黄、蓝、青,正与中国传统“五色”中的“赤、黄、青、黑、白”相契合,表明了中国古典绘画的色彩表现对其产生的影响。

  除对绘画的热爱之外,汪曾祺文学创作色彩也受其师沈从文的影响。沈从文注重在文学创作过程中运用多种官能向自然中捕捉各种声音、颜色、气味,以及注意社会中的各种人事。他的这种文学观造就了丰富的色彩感觉,其作品的底色是翠绿的,如《边城》中的“竹篁”、翠翠的名字;《烛虚》中成行的绿树。翠绿色成为生命灵性的一种纯净书写。

  汪曾祺对沈从文的创作色彩有所传承发展,同样是对绿色的运用,意识流小说《绿猫》运用了多种类型的绿色。绿色在中国文化体系下有时能表达伤感的情绪,如“绿暗红稀出凤城”“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在《绿猫》中,绿色同样也属于一种伤感的情绪表达。“绿猫”是人生理想的象征,然而理想又常常不为世俗所理解,受制于外部诸多因素制约的理想,常以无声陨落告终(绿猫遭到世人的嘲笑)。

  汪曾祺说:“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是和谐。”在《绿猫》中呈现出的就是色彩整体性与局部性的和谐。《绿猫》以中性色绿色为整体背景色,使用深浅明亮程度不同的绿色表现出丰富的色彩层次,穿插冷色、青色、银灰,中性色白、黑,暖色金、红、淡黄色彩的运用,冷色调、中性色及暖色调的对比统一使用,形成了作品总体色调的和谐。对比统一是艺术形式美的主要法则,也是辩证法在艺术创作与实践中的运用。

  艺术创作者在对色彩的运用中注入个人的情感表达,而色彩作为视野中的第一要素,能够吸引艺术欣赏者的注意力并唤醒内心情感,故小说中的色彩语言具有情感传播媒介的作用。汪曾祺认为“气氛即人物”,叙述语言既包含着作者的声音,也应与人物靠近。如《求雨》,主要叙述了昆明栽秧时节,农民们面对干旱缺水的困境而对天赐雨水的祈求。汪曾祺凝神静观人们眼中的色彩,及其传达出的农民的内心情感。未下雨之前,人们的眼睛是蓝色的。下雨之后,夜晚灯光映照下,望儿妈妈和爸爸的眼睛是黑亮的,他们眼中闪烁着的是对未来生活的希望。在色彩心理学中,蓝色能给人带来忧郁的心理感受。文本中蓝色的使用,恰如其分地传达出农民面对干旱的忧愁心境。眼睛作为世界窥探心灵的窗口,蕴含着无限纯净之蓝的天空的投射,传达出农民心中对天降甘霖的渴望。

  《八月骄阳》中彩色蝴蝶的色彩与意象相结合,暗示着情节的发展。小说开端出现了好多飞舞着的粉蝶,还有黄蝴蝶。临近结尾处,又增添了白蝴蝶。在同一叙事模式下,这种蝴蝶意象的重复,为从一段情节转换到另一段情节起到了过渡作用,舒缓了叙事节奏。白色在文化象征方面具有共通性,是区分生与死的标识色。蝴蝶纷飞无声无息,正如同生命的消逝一般。

  《昙花、鹤和鬼火》通篇以白色为主色调,以雪白的昙花和雪白的鹤作为主要意象,以白色的雪、白芦花和白白的马路作为叙事背景。色彩语言的重复出现与意象相结合,使作品呈现出象征色彩。内在主观因素影响着人们对客观世界的感知,在人生的不同阶段,相同的景物给人们带来的感受无法重现。李小龙再也无法见到童年那只白色的鹤,象征着童心的转瞬即逝。童心是一种未受外界文明侵扰的纯洁心境,白鹤是汪曾祺对自然人性中美好童心的具象叙写。

  文学语言是视觉语言,因而是有颜色、有形态的。色彩语言,则是时间艺术中的颜料。汪曾祺笔下表现的景物与人物,常通过最突出的色彩特征进行勾勒,并打破色彩运用的常规方法。现实中以静态存在为视觉所感知的色彩,在其作品中,常常呈现出生命形态的律动与美感。

  首先,汪曾祺小说中的色彩叙事呈现出以静写动的特点,色彩挣脱了二维平面绘画作品中静止表现的束缚,带有一定的动态特征。在《昙花、鹤和鬼火》中关于鬼火的叙写,飞舞着的绿光形成一道道碧绿的抛物线。绿光被赋予了动作,以充满动感的线条,渲染了神秘的气氛。

  其次,随类赋彩的选择。汪曾祺作品中的人物常以白色、黄色、黄白色着色进行刻画。如《卦摊》中的人物描写:“这在他的白白的瘦脸上表现得很清楚,在他的瘦白的脸上发一点黄,在他的眼珠里发紫,在他的削薄的悲苦的上唇上生几根淡淡的胡子。”虽是简单的色彩运用,但真正的着色者仿佛是永不止息的时间,勾画出人物在无形岁月中经历的沧桑。小说叙事中的色彩语言是作品与现实世界,作者与读者间的共通性因素之一,缩短了作品与现实世界的距离,使得语言由抽象的表达转变为意识中的一种具象存在。

  再次,不同色彩的对比使用。汪曾祺小说文本中使用不同亮度的色彩语言,形成对比与反差,凸显作品中亮色部分的表现内容,体现着作者的思想与审美理想。如《复仇》通篇以黑色为主,渲染了沉寂压抑的气氛。结尾处仇恨在心中消逝时,终有一天凿开绝壁所透出的光与黑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于无尽黑暗中出现的光,象征着仇恨的阴影在心中的消释,是对作品思想的凸显与升华,亮色的运用强化了作品的思想表达。

  最后,用色彩表现时光流逝。文学作品中时间的无形流逝,在汪曾祺的小说文本中,也可以具象化为事物色彩的变化。如《膝行的人》:“小茶馆门前晒的花生米也由紫红转成粉绛。”紫红色的花生衣在阳光照射下,水分逐渐蒸发,变成“粉绛”。花生米色彩变化的细节,巧妙地表现出平凡的一天于太阳东升西落间的流逝。《幽冥钟》:“罗汉堂外面,有两棵很大的白果树,有几百年了。夏天,一地浓荫。冬天,满阶黄叶。”运用中国语言所独有的对仗格式,使句式在色彩上、形象上、思想上形成对比和联系,用白果树色彩的变化表现时序的变异,同时产生超越寻常的意境。

  汪曾祺认为,作者有没有思想是决定一篇小说质量的首要标准,比较好的作品中总有不同层次的哲学意味,不可或缺的是作者的思想。汪曾祺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尤其是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较深,他将儒家思想精粹的内核概括为“人情”,亦即对人的尊重与关心。“我想了想,我大概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与作者观察生活和塑造形象同时并存的是独特的思想内涵,亦即作者在对生活的观察中所开掘出的诗意与美好。

  汪曾祺作品中的彩色叙事也包含着丰富的思想内涵,寄寓对美好道德理想的追求,在他的笔下不乏充满人间温情的理想人物,表现出崇高的人性美。如《岁寒三友》结尾出现的红白色彩对比:靳彝甫为了朋友仗义疏财,变卖了多年不舍得出卖的三块田黄后,约王瘦吾和陶虎臣在如意楼喝酒,当他从口袋里掏出用红纸裹着的洋钱时,外面正下着大雪。用红纸裹着的洋钱在雪白色背景的映衬下显得格外鲜明,那红色是苦难中的人们互帮互助、患难与共的美好情谊,是人间炽热的温情。这正是“涸辙之鲋,相濡以沫”的思想主题在人物形象塑造层面上的诠释。

  作为京派传人的汪曾祺,延续着京派文学的审美理想,作品中体现着对和谐与美好生命形式的追求。“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汪曾祺时常处于一种凝神静观的状态,对色彩的敏锐感知与巧妙运用,使其作品中的人物、事物与景物洋溢着诗意与美好。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陈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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