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维遹（1902—1951），号骏斋，山东荣成人，193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师从刘文典治校勘训诂之学，后任教于清华大学文学院中文系。著有《吕氏春秋集释》《管子集校》《韩诗外传集释》等，嘉惠学林，影响甚大。其中早年撰写的《吕氏春秋集释》在出版过程中得到了刘文典、冯友兰、杨树达等众多学人的鼎力相助，亦为学界一段佳话。

　　许维遹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时，受刘文典先生影响开始整理《吕氏春秋》，《自序》谓“起戊辰（1928）六月，至癸酉（1933）正月而杀青”，用时约四年半完成《集释》的撰写。在书稿还未杀青之时，刘文典就已经开始为许维遹联系出版事宜。刘文典的《淮南鸿烈集解》之前在胡适的力荐下得以在商务印书馆顺利出版，所以他仍希望通过胡适向商务印书馆介绍出版许维遹的《集释》，多次在给胡适的信函中求助。1931年2月23日的书信言：“许骏斋所著《吕览集解》，考订甚精博，深盼兄为向商务介绍也。”（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9册），黄山书社1994年版）5月23日，致函胡适说：“我的学生许骏斋著的《吕览集解》，实在不错，在我的指导下，有这样出品，诚可自豪。出版一节，务要请你帮忙。”（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9册））5月25日的信件中又提到：“弟的集著偿还旧债和北大许生骏斋《吕览集解》出版，固均要仰赖吾兄之吹嘘。”（同上）刘文典连续三次不厌其烦地向胡适求助，其对学生的提携和关爱可见一斑。

　　饶有意味的是，刘文典为了当面向胡适力荐许维遹著作，还特意邀请胡适吃饭。1931年4月12日胡适日记云：“刘叔雅邀吃饭，谈许维遹君所编《吕氏春秋集证》的事。我劝许君把正文及注均加标点。凡整理古书，所以为人也，当以适用为贵。我主张五项整理：一校勘，二标点，三分段，四注释，五引论，缺一皆不可。”（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6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从胡适《日记》的语辞来看，许维遹是参加了这次宴请的，刘文典安排这次宴请，明显是为了请胡适促成出版事宜，足见刘文典的良苦用心。对于胡适的建议，许维遹显然并没有完全接受，而且可能表现得比较耿介和固执。因为许维遹对宋元以来的集解、集传、集释之作颇推崇，如孙诒让的《墨子间诂》、刘文典的《淮南鸿烈集解》，他认为这样的专书“采摭既多，检寻称便”，“衡量辨正，学者赖焉”（《吕氏春秋集释》自序）。所以，他更喜欢用清人整理古籍的方法来校释《吕氏春秋》，后来出版的《集释》也证明了这一点——胡适提出的标点和引论建议他并没有采纳。可能正是由于许著与胡适的古籍整理观念不合，胡适并未向商务印书馆推荐此书。

　　1931年，在刘文典的介绍下，许维遹进入清华大学文学院中文系任教员。清华大学当时设有出版委员会，冯友兰为主任，委员有朱自清、闻一多、吴景超、萧公权、顾毓琇等人。许维遹便向学校提出了出版请求。1934年10月，清华大学邀请陈寅恪和杨树达两位先生审查《吕氏春秋集释》，10月22日，杨树达说：“清华同事许骏斋（维遹）撰《吕氏春秋集释》，请学校出版。学校嘱陈寅恪及余审查，寅恪又专委之余。余略为校阅，今日草报告书。大意谓大体尚好，惟仍须有修正处耳。”（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10月25日，时任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出席出版委员会常会，“讨论古籍丛刊名称、性质、范围，并审议陈寅恪、杨树达就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所作审查报告。与会者尚有闻一多、顾毓琇、吴景超”（蔡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当时为中国文学系专任讲师的浦江清后来回忆说：“指导此著作者为刘叔雅及孙蜀丞（人和）两先生，皆骏斋之师。热心助成付印之事者为冯芝生（友兰）及闻一多。”（浦江清《许维遹先生辞世前后》，《无涯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冯友兰、闻一多与许维遹都是文学院同事。浦江清所谓“助成付印之事”当是指冯友兰、闻一多在学校出版事务上为其助力。

　　《集释》出版前，许维遹还邀请冯友兰、刘文典、孙人和几位先生为其书作序。冯友兰的序写于1935年9月16日，称《吕氏春秋》自毕沅校正以来已百余年，学者又多整理成果，散在群书，许骏斋先生遍搜众说，参以己见，“使后之读此书者得不劳而尽食以前学者整理此书之果，其利物之功宏矣。诚文信侯之功臣，高诱、毕沅之畏友，而孙诒让、王先谦诸人之劲敌也”，赞誉有加。刘文典与孙人和都是许维遹在北大读书时的指导老师，对《集释》的撰写也给予了指点。刘文典之序赞赏许维遹“棲心坟典，笃好吕书，以十年之力，著为《集释》廿六卷”；又说当此九服崩离、学术放绝之日，“许君独能取我先民之鸿宝，补苴諟正，理而董之，使复大显于世，其发扬文化之功，岂不伟与！”孙人和则一方面认为《集释》“参阅群书，搜辑旧说，精研博讨”；一方面则勉励其“仿贾、孔疏经之例，斟酌群言，文注分释”，殷殷之情，溢于言表。

　　在《吕氏春秋集释》杀青和正式出版这段时间内，许维遹还得到了杨树达先生的指正。据《集释》附《引用诸书姓氏》所列人名书名中有“杨树达有校说以函札商榷而得者”，可知许氏在撰写过程中，杨树达还曾以函札的形式与其商榷。另外，杨树达在受清华委托审查书稿时也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1935年11月22日，《积微翁回忆录》云：“清华出版部送新印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来。余初受学校之讬审查此稿，为阅数卷，芟薙若干条，属著者于他卷自加删汰。今观之，似并未芟也。《察今篇》云：‘口惽之命不愉。’《精谕篇》云：‘口不言，以精相谕。’即今吻字。《说文·口部》：‘吻，或作。’惽为之假字，则其或体也。《玉篇》有字，云吻之古文，是也。口吻古今通语。或谓是周季恒言，陋矣。大抵不通小学音韵而矜言校勘，必不免谬妄如此。”（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此外，许维遹在撰写《集释》时还参考了孙人和的《吕氏春秋举正》和吴承仕的《吕览旧注校理》，而这两部书都是未出版的稿本，孙人和、吴承仕两位先生对后学鼎力相助的情谊，让人敬佩。

　　1935年10月，《吕氏春秋集释》由清华大学出版发行，铅字排印，商务印书馆北平分厂印刷，线装六册；半叶十行二十一字，黑口，四周单边，单黑鱼尾；为“国立清华大学整理古籍丛刊之一”（该丛书也只有这一部）。《集释》出版时，傅增湘先生还题写了书衣题签和内封面书名。刘文典与傅增湘多有交往，曾言自己“七八年来从沅叔先生游，略窥版本目录学门径”，1935年中秋傅增湘还曾约刘文典“共著一讲目录版本校勘之书”（章玉政《刘文典年谱》，安徽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所以《集释》书名很可能是刘文典请傅增湘题写的。《集释》印行以后得到学界的认可，多次影印再版。1955年文学古籍刊行社、1958年台北世界书局、1977年台北鼎文书局、1985年中国书店、2013年华龄出版社先后影印出版。2009年又被收入中华书局编辑的《新编诸子集成》丛书中，由原来的断句改为新式标点重新整理出版。《吕氏春秋集释》可谓惠及一代代学人，而追溯其最初出版之过程，更是离不开刘文典、杨树达、冯友兰、闻一多、傅增湘等众多学者的关照和帮助。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