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寿彝著《学步集》
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于1961年3月5日撰成《谈史学遗产》一文,次年收入《学步集》(三联书店1962年版)正式出版,后又收入《历史教育和史学遗产》(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白寿彝史学论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中国史学史论集》(中华书局1999年版)、《白寿彝文集》第五卷《中国史学史论》(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中国史学史》第一卷《先秦时期 中国古代史学的产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等书。
1961年4月,全国高等院校文科教材编选工作会议召开,会议决定委托白寿彝所在的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主持《中国史学史教本》古代部分的修纂工作。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随即成立中国史学史编写组,招收研究生,组织讨论会,出版《中国史学史资料》(《史学史研究》杂志前身),奠定了中国古代史学史研究的基础。与此同时,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深刻影响了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文艺工作的发展,以此为纲,在历史遗产的整理工作方面,医药学、数学、天文历法、农学、化学、机械、舞蹈、文学、哲学等领域逐渐取得显著成效。在上述背景下,在新中国成立前已接触中国史学史研究和教学工作的白寿彝注意到,史学工作者对史学遗产的关注还很不够,遂撰写《谈史学遗产》一文,旨在呼吁史学界重视史学遗产的整理问题。
《谈史学遗产》全面地提出了史学遗产的整理与研究问题,在史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文章明确提出把史学遗产从广泛的历史遗产中“分离”出来,并将史学遗产作为一个专门的学术问题进行讨论,提倡史学工作者重视并继承史学遗产中的优良传统,为“创造出宏大深湛的新的史学规模”而努力。文章主要分为四个部分:一是对何为“史学遗产”下定义,并揭示研究史学遗产的重要理论意义;二是探讨怎样对待史学遗产的态度问题,提倡以辩证的观点对史学遗产进行批判继承;三是讨论中国史学遗产的主要园地,提倡形式上和内容上的百花齐放;四是提出研究史学遗产的方法问题,提倡百家争鸣,既要提出新问题,也要对有待解决的旧问题继续争鸣。全文的撰述目的十分明确——“繁荣马克思主义史学,为社会服务”。
■白寿彝著《史学遗产六讲》
《谈史学遗产》发表后,白寿彝的学术事业始终与史学遗产的整理与研究密切关联。1964年,白寿彝在《人民日报》发表《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一文,对《谈史学遗产》作了适当的概括和论点上的补充,进一步阐释了史学遗产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关系。1981年,白寿彝连续发表“谈史学遗产答客问”系列文章,更加系统全面地讨论史学遗产的五个领域(历史观点、历史文献学、历史研究对象、历史编纂学、历史文学)及其具体研究路径。1983年,白寿彝在其主编的《史学概论》叙论部分提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历史遗产和史学遗产,同时,提倡既要研究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史学遗产,也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史学遗产,其目的在于“了解马克思主义史学史是怎样在批判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从而更自觉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不断发展”。
白寿彝对于史学遗产内涵的揭示和梳理,经历了一个不断充实、丰富、深化的过程。从《谈史学遗产》到“谈史学遗产答客问”系列文章,一个关于“史学遗产论”的理论框架已基本建构起来,成为白寿彝史学思想的核心。如果说,《谈史学遗产》是一篇“总论”,那么“谈史学遗产答客问”即可看作是几个重要的“分论”。2004年,北京出版社辑成《谈史学遗产》及“答客问”系列文章,纳入“大家小书”系列,题为《史学遗产六讲》。需要指出的是,1928年,19岁的青年白寿彝在上海《民国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讨论了“整理国故”问题,这一朦胧的认识应是他此后几十年学术生涯始终关注遗产问题的基础,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则为“史学遗产论”的产生提供了工具。
白寿彝不仅在理论上自觉总结、学习史学遗产,也在实践中积极践行从古代史学遗产中吸收的优良传统。“谈史学遗产答客问”系列发表后,他又在《中国史学史》第一册“导论”部分总结自己自20世纪40年代初以来在史学史方面的研究进展,写道:“我开始有点觉得,遗产中有些东西还是有生命力的,有时还感到它在那儿跳跃。要把古人留下来的财产,变为我们现代的财富,这对于建设新史学,是一件很重要的工作。”20世纪80年代以后,他领衔主编多卷本《中国通史》,汲取古今历史撰述体裁之优长,采用“新综合体”形式,于每一历史时期分“序说”“综述”“典志”“传记”四个部分叙述。多卷本《中国通史》于1999年全部出版发行,它的成功编纂不仅继承、发扬了中国古代史学的“通史家风”,也为20世纪中国史家的通史撰述之志画下了圆满的句号,这都离不开他对于史学遗产的关注、重视、继承和发展。
《谈史学遗产》提出史学遗产的整理和继承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需要进行“创造性地劳动”,这对于今天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工作,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距离《谈史学遗产》一文正式刊出已过六十年,大道不孤,学无止境,六十年来,我们始终处于继承发展史学遗产的“学步”之中,也始终处于对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学术事业的“学步”之中。白寿彝曾回忆好友楚图南对他发表“谈史学遗产答客问”系列的支持,说自己如以后有机会,“还要继续写下去”。诚如他所说的那样,史学遗产的研究,在今天看来仍然非常重要,需要代代有人、久久为功。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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