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着两书柜印刷品的劳绩，回味着评论者溢美的评价，如“硕果累累”“有文化积累使命感”“有学术胆识”“才情并茂”“文采斐然，自然成章”，等等，再总结自己作为一个天赋不高、文化底蕴不厚的草根学人的素质，我有时不禁有这样的怀疑：我怎么能干出这么些活来？对这个潜意识里有点自鸣得意的问题，我会不客气地作出回答：蚂蚁啃骨头。以毕生之力，啃了好几十年，不啃出点东西来，那才令人感到奇怪呢，何况，记得好像有位大人物曾经说过这样意思的话：书本是死的嘛，搬来搬去有什么了不起？这位先生说得没错。因为我们这些知识劳力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搬运工，我就不止一次说过，我是中西文化交流桥上的搬运工。我们的作为不外是把外国的搬运到中国来，把过去时代的搬到当今时代。

　　记得我小的时候，常常蹲着看地上忙忙碌碌的蚂蚁，一看就是大半个小时，我看到的蚂蚁都是急急忙忙，跑个不停，到处找吃的，从来没有见过一只在慢悠悠地闲庭信步，而它找到块头比较大的一点食物时，那股拼死拼活奋力搬运的劲头实在使人印象深刻，即使是块头超过自己体积的食物，不多一会儿也被挪到好远的地方……难怪在人类的语言中有“蚂蚁啃骨头”之喻。蚂蚁虽小，虽微不足道，却能把骨头啃下来，靠的就是它的执着与勤奋。

　　终于我发现了，如果要总结我有所作为的原因，首先就应该把原因归结为我的勤奋，蚂蚁式的勤奋，我这样一个“矮个子”有所作为，正是“天道酬勤”的结果。

　　但时至今日，过了耄耋之年，我倒觉得“勤奋”二字恰巧是对自己治学经历最基本、最具体、最确切的概括与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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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中学时代在我一生中开了个好头，它给我带来了毕生的立身之本：勤奋努力，有了这个“本”，才谈得上有其他的“派生”、其他的结果。

　　我上了北大，有了明确的专业方向，更是十分自觉地勤奋用功，不仅要求自己把课内的专业学好，而且还在课外给自己加码，重重地加码。如学了外文，就早早地在课外找了一本文学名著来进行翻译，我最早的一个译本《磨坊文札》就是这么来的；历史课老师只要求交写一般的读书报告，自己偏偏扩大规模成为一篇“准论文”；修了王瑶先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课程，我就要求自己在一个学年之内把《鲁迅全集》当作课外读物全部读完，而且还逐篇作了主题摘要；闻家驷教授指导我写学年论文，论的是雨果的一部浪漫剧，我却又把浪漫派的文艺理论建树也扩充了进来，洋洋洒洒一写就近三万字……那时在北大，“向科学进军”的号角吹得很响，课程既多又重，除了在自己平平资质所允许的范围内提高效率外，主要就是靠挤时间、开夜车去完成了。

　　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之所以获得“勤奋”的评价，不过是多年来凭惯性这样做下来了而已。几十年来，我基本上过的是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的书斋生活，每天夜里12点钟以前就寝也是极少的。所谓“勤奋”，说到底，基本上就是一个“挤时间”的问题，尽可能地在学业上多投入一些时间，已经耽误了那么多年，如果再不“只争朝夕”，自己所剩下的时间就更有限了。我远没有先贤“头悬梁、锥刺股”那种苦读精神，只不过是不放松、不怠惰，按平常的“勤奋”的程度往前走而已。

　　学海无涯，任何一门学问都是如此。我所从事的学科是法国思想文化，在整个西学中它占有非常重要的比重与地位，在这里，有人类最为美好的社会理想——自由、平等、博爱，有深沉的人道主义思想体系，有充满独特个性的艺术创造。对我来说，这种文化高度真如喜马拉雅山，其浩瀚真如大洋大海，而且充满了无穷的魅力与奇妙的引力，足以把一个人的全部生命与精力都吸收进去，足以使人在其中忘乎所以、流连忘返。面对着这样一个如高山、如大海的学科专业，我以自己的中等资质实不敢稍有懈怠，实不能不献出自己全部的精力与时间，不过，我同时也是怀着热情与愉悦去献出自己的精力与时间的，在这过程中，如果有所收获、有所拓展，进而得到了社会承认与赞赏的话，那其乐就更大矣！

　　从事精神生产的人，都乐于把自己视为体力劳动者，与工人、工匠无异，并无意于强调自己高人一等，巴尔扎克就曾把自己称为“苦役”，罗丹的《思想者》也不是一个衣冠楚楚、道貌岸然、文质彬彬的上等人，而是一个全身赤裸裸的“苦力”。他全身肌肉紧绷，拳头紧攥，显然在支付巨大的体能，如果说他与一般的体力劳动者有什么天然区别的话，那便是他从事的不是简单、重复、机械的劳动，而是要完成具有较大创造性的劳动，他必须关注自己产品的创造性、独特性、突破性。我很高兴自己的一生是不断劳作的一生，而不是“四体不勤”“不劳而食”的一生。作为一个劳作者，我自然也有所有“劳动者”的习性，除了要求自己有不断操作的勤劳外，也要求自己的“所出”尽可能带有创造含量、独特含量、知性含量，因为我知道，我们从事精神生产的人，是面对着有头脑、有理性的人群，如果你对他们有起码的尊重，而不把他们视为任你哄骗、任你忽悠的小孩的话，你就必须殚精竭虑，绞尽脑汁，拿出来真货色，我不敢说，我这么做就一定能做好，但我的确是要求自己这么做的。

　　“我思故我在”“我劳作故我在”，这种存在方式、存在状态，带给了我两书柜的劳绩，也带给我简朴的生活习性、朴素的人生，甚至我的“生活享乐”与生活情趣也是再简单不过的。这么些年以来，我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不过是劳作（包括阅读与爬格子）、散步、听音乐、看电视、体育活动而已，虽然生活如此平淡，甚至在旁观者看来甚为清贫、寒碜、索然寡味，但我依然能从其中体验出不少乐趣：为文作书，从无到有，言之有物，亦有亮点，这其中就有劳作的乐趣、创造的乐趣。文章发了，书出了，拿了稿费，虽然为数不多，但其乐多矣，带小孙女去餐馆用稿费“搓一顿”，此一乐也；带着稿费去逛书店，随意购些喜欢的书，此二乐也；收到扣税单，自己作为纳税人对社会又作了一次“奉献”，此三乐也；如果文与书在社会上得到佳评，有好反应，则又是一乐也……小乐趣之所以多多，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一切都是劳作的结果，是劳作者的自豪与乐趣。

　　（本文摘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大家雅事”丛书之一《柳鸣九——法兰西文学的摆渡人》，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