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绳武是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是研究辛亥革命史绕不过的一位大家。他的学术成就学界自有定评，这里仅就与先生接触的点滴略叙一二，聊表深切的怀念。

　　1992年，我在复旦大学历史系攻读硕士学位，论文撰写方向为民国初年的统一党研究，导师陈匡时介绍我到北京拜访胡先生。陈老师是胡先生在复旦时教过的学生，论起来胡先生就是我的“太老师”了。当时辛亥革命史研究还是学界热点。1991年，辛亥革命80周年，相关学术研讨会很多，掀起了一个研究的小高潮。我第一次带着论文正式参加学术研讨会，就是在长沙召开的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全国青年学术研讨会。正因如此，我的硕士学位论文选题就做了民国初年的政党政治。之所以选定统一党，是因为这个党学界研究较少，更重要的是复旦大学图书馆有一套相对齐全的统一党的机关报《大共和日报》。我就这样莽撞地闯入了清末民初历史，并开始关注辛亥革命史研究的专家学者，其中最重要的是两湖的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三册）和从复旦到北京的金冲及、胡绳武（合著《辛亥革命史稿》四卷）。由此，我颇为期待能够有机会拜访胡先生。我拿着陈老师手书北上，到中国人民大学静园见到了胡先生。当时谈了什么实在记不得了，但胡先生儒雅谦和的形象便从此深深地印在我脑海。

　　第二次见胡先生是1996年，我在中山大学做博士学位论文，选题为倭仁研究，导师陈胜粦也要我到北京拜见胡先生。我又拿着这位陈老师的手书北上，到中国人民大学静园见到了胡先生。这次见面使我对先生简朴的生活印象更加深刻了。

　　第三次见胡先生是1999年，我已经来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做博士后。当时迟云飞老师正在师从戴逸先生读博士研究生，赵立彬来京访学，某天晚上我们相约一起去看望胡先生。胡先生还是住在静园的老楼房里面。

　　后来我留在近代史所工作，但由于生性疏懒，并没有主动去看望胡先生。

　　直到2003年春，某天突然接到胡先生的电话，要我参加清史工程“立宪运动”文献整理项目。他详细地说明了这个“立宪运动”资料本来是作为“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一种，列入中华书局的出版计划，早在1986年就已立项。胡先生非常遗憾自己只招过一个硕士研究生，没有多少帮手。他依靠人大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复印了大量报刊资料，经费基本上花完，但课题没有完成便不了了之。当时因国家清史工程启动，戴逸先生希望胡先生能主持完成“立宪运动”文献资料整理。胡先生非常高兴，但他当年已经八十岁高龄，急切需要帮手。我接到电话没有犹豫就答应了。

　　稍后，胡先生给我寄来一份《中国近代史资料续编〈立宪运动〉编辑计划（草案）》，并附短信如下：

　　细珠同志：

　　寄上《立宪运动》编辑计划一份，请查收。

　　这份计划是由我起草初稿，由中华书局以编辑部名义发出的。这只是一个粗略大体的设想。要真正开展工作，还得做出更具体计划。这方面希望您能多作考虑。

　　我相信我们可以合作的很好。

　　祝好

　　胡绳武

　　2003.6.7下午

　　胡先生言简意赅，又言辞恳切，颇有谦谦长者之风。面对这样一位年长我一倍以上的“太老师”，初出茅庐的我不免诚惶诚恐。我认真准备了《〈立宪运动〉资料范围》与《〈立宪运动〉资料总目》两份文件。其中《资料范围》详细列出了档案类、报刊类、著述类、其他综合类资料数百种，并特别说明两点：“（1）各省区的资料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立宪团体，二是谘议局，三是地方自治，四是各省区内的请愿活动。（2）本课题开展的关键问题是：对于各档案馆、图书馆的有关文献资料的搜集，必须取得复印、翻拍的条件，否则将是相当困难的。”《资料总目》则按照立宪运动的发生、发展脉络搭建了一个编辑资料的基本框架。这个框架与胡先生原初的设想不尽相同。胡先生在寄给我的《〈立宪运动〉编辑计划（草案）》中认为“这场运动历时九年（1903—1911），波及十数省”，计划选编一套500万字左右的资料集。我的设想时间范围更宽，规模更大。

　　我把这两份文件交给胡先生。胡先生组织了一个项目组，他自己任主编，最初的成员有：首都师范大学迟云飞教授、清华大学王宪明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李细珠副研究员、北京大学尚小明副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牛贯杰讲师。牛贯杰兼任胡先生助手及联络人，实际上是项目“总管”，费时费力尤多。项目组以我这两份文件为基础，经过集体讨论制定了一个更加完整的方案，2004年向“清史工程”提交申报书，获得正式立项。

　　课题立项以后，我们多次到胡先生时雨园的新居小聚。那段时间胡先生精神抖擞，心情非常舒畅。与胡先生较多接触后，我惊讶地发现，年届耄耋的胡先生居然非常关注近代史学界最新的学术动态，对于活跃在学术一线的“50后”“60后”学者他大都比较熟悉，不仅知道他们的研究领域，而且关注他们的最新研究成果。

　　项目正式启动时，我自恃年轻，精力充沛，在分配任务时主动承担了较多工作量，负责“立宪运动酝酿与发动”“立宪团体”及“江苏、浙江、福建、广东谘议局”几部分的资料整理。事实上，真正开始工作后，我才感觉为难了。因为，同时参与的还有其他项目，如张海鹏老师主持的“中国近代通史”、朱东安先生主持的清史工程“咸丰朝传记”、步平先生主持的中日韩三国共同历史研究，以及我自己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晚清督抚与新政研究”，实在没有多少时间进行文献整理。更重要的是，文献整理容不得半点马虎，技术性要求非常高，但又枯燥无味，这是我始料未及的。通过参与这个项目，我深深地体会到史料整理工作的难度和重要性，并不断地自我检讨此前对于整理过的文献资料吹毛求疵的毛病，从内心深处对于文献整理者表示由衷的敬意。不过，遗憾的是，我在2008年左右白内障严重起来，当时又要到韩国首尔大学访学一年，且另有研究任务，所以不得不向胡先生提出把“立宪团体”和“江苏、浙江、广东谘议局”几部分请别人承担。胡先生很是理解，项目组同仁及时分担了我的任务。写到这里，我深深地感到愧对胡先生，同时也对项目组同仁表示衷心的感谢。

　　这个项目后来又有一些学者加入进来，并在2011年顺利结项，2020年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30册的《清末立宪运动史料丛刊》，总字数达到1800万字，远远超过了胡先生1986年预计的500万字。我编辑整理了3册：《立宪运动的酝酿与发动》1册、《福建谘议局》2册。清华大学蔡乐苏教授发表书评认为：“学界对清末立宪运动史料的重视程度是在逐步提升的，史料的搜集亦由分散、局部，逐渐走向全局与集中，发掘、整理的力度也在明显加强。这恰好说明，胡绳武先生主编的这部《清末立宪运动史料丛刊》是顺其大势、集其大成。如果从完整度、清晰度、便利度来衡量，无疑较之前的各种出版超之远甚。所以，视其为一部呈现清末政治改革全真面貌的大型史料集，是合乎实际、毫不夸张的……恩格斯曾经说过：‘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事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清末立宪运动史料丛刊》，正符合恩格斯所提出的严格要求，它为学界所提供的充足、完整，经过精心整理的、使用极为便捷的材料，对完成清末政治改革这一研究难题上最终得出‘唯物主义的观点’的任务，相信一定能够发挥坚实的、基础的作用。”非常遗憾的是，胡先生2016年仙逝，没有看到这部大书的出版。

　　胡先生是一位很有故事的人。我在编辑“立宪运动”资料与胡先生接触的过程中，经常听他回忆不少往事。我曾经暗自下定决心，要带学生给胡先生做口述史，但当我开始招研究生时，正是我眼疾严重又到韩国访学之际，一时自顾不暇，再后来又意外地另起炉灶转向台湾史研究，给胡先生做口述史之事也就不了了之了。这又是一个遗憾，也是愧对胡先生的。

　　当年有幸到时雨园聆听胡先生教诲，“倘蒙时雨之化，如坐春风之中”。正值先生百年诞辰之际，谨此深切缅怀胡先生。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