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冯契（1915—1995）继承汤用彤对“言意之辨”的研究，进行“转识成智”的理论探索，创建起独树一帜的智慧学体系，从而成为当代中国哲学界最有原创性的哲学家。冯契在与汤用彤的交流互动中，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并贯穿于冯契哲学思想生发的全过程，成为他治学的源头活水。

　　谈学论道  知行合一

　　冯契1935年以全国第二名的成绩考进清华哲学系，不久与好友于光远及汤用彤长子汤一雄一起积极参加了一二·九运动。抗战全面爆发后，在徐特立的动员下，他冲破封锁来到延安，进入鲁迅艺术学院学习。之后，冯契转战于晋察冀、冀中等敌后根据地，直到1939年秋回西南联大哲学系复学。

　　在联大期间，冯契受到系主任汤用彤的亲切关怀和春风化雨般的教诲，令其铭记终生。他陆续选修了汤用彤的“印度哲学史”“魏晋玄学”“欧洲大陆理性主义”等课程。冯契在联大地下党领导的“群社”忙于组织学习革命理论和时政等事，时常缺课，但汤用彤教课总能吸引他认真学习，除生病外从不缺席。冯契暮年对这段美好岁月仍记忆犹新：

　　“他一个人能开设三大哲学传统（中国、印度和西方）的课程，并且都是高质量的，学识如此渊博，真令人敬佩！……正如高屋建瓴，他讲课时视野宽广，从容不迫；资料翔实而又不烦琐，理论上又能融会贯通，时而作中外哲学的比较，毫无痕迹；在层层深入的讲解中，新颖的独到见解自然而然地提出来了，并得到了论证。于是使你欣赏到理论的美，尝到了思辨的乐趣。所以，听他的课真是一种享受。”

　　皖南事变后，盛传特务即将入校大搜捕。地下党决定停止“群社”公开活动，并把许多骨干疏散下乡。冯契于是到昆明龙泉镇北大文科研究所借住，正读汤用彤研究生的王明为他安置了书桌和帆布床。由于哲学系学生已散去数人，汤用彤遂去慰留冯契，来到其住处悄悄地问：“哲学系有几个学生不见了，你知道他们到哪里去了么？”冯契说：“不知道。”“不会是被捕了吧？”“没听说。”“你不会走吧？”冯契略微踌躇答道：“暂时不会走。”他叹了口气，深情地盯着冯契说：“希望你能留下来！”简约的谈话令冯契印象深刻，恍然有悟：原来汤先生并不是不问政治的学者，而是“有所不为”的狷者（《论语·子路》）。在这严峻时刻他对进步同学如此爱护、真诚关心，使冯契备感亲切。

　　1941年冯契考上联大研究生，搬到郊区司家营的清华文科研究所。中共地下党实行长期埋伏的方针后，冯契遂专心读书。每有心得和疑问，他便迫切想找老师请教。通常他遇到西方哲学问题会去问金岳霖，若遇到东方哲学问题则问汤用彤和冯友兰。冯契回忆：“到冯先生家路稍远些，汤先生家路最近，晚饭后在田间散步，一会儿就走到麦地村了。汤先生也欢迎我去谈天，我提出问题，他总是有问必答，或者给我指点，叫我去查什么书；我提出自己的见解，他总是耐心跟我讨论，使我感到无拘无束。所以每次去，我都觉得有所得。渐渐地，去的次数多了，交谈的范围扩大了，跟他家里的人也都熟悉了。那时一介和他的妹妹都还小，在上小学和中学，家务是由师母一人承担的。有时我去，汤先生去学校还没回来（从城里到家步行至少一个半小时），师母便跟我拉家常，诉说生活的清苦，关心汤先生的健康状况……”那时联大师生吃的是掺杂无数沙石的发霉大米，不小心就会崩断牙齿，伤及肠胃，但汤用彤是安贫守道的智者，其超脱世俗的玄远境界足以安身立命。

　　冯契和汤用彤有一次聊得兴浓，不觉间天已全黑，汤夫人进门来说：“你们也不点个灯，黑洞洞的，谈得那么起劲。”汤用彤说：“我们谈玄论道，在黑暗里谈更好。”冯契说：“我们在黑屋子里抓黑猫。”两人会心地哈哈大笑。他们兴致来时，畅聊到夜阑人静，冯契踏着月色从田间小路归来，真切体验到情景合一、天人合一的仁智之乐。但他并不赞同哲学宗旨即“寻孔颜乐处”之说，而是认为哲学要面对现实，指导人生。冯契和汤用彤接触久了，才知道他其实并非那么“超脱”，他关心国事，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绝。冯契在他面前可以毫不掩饰地批评反动派的倒行逆施，他也会问冯契延安和抗战前线的情况，得知敌后根据地军民艰苦奋斗、打击日寇的英勇事迹时，他便“哊哊”地称赞不绝。

　　汤用彤虽“蔼然仁者，即之也温”，但在联大哲学系大会上，他和金岳霖都痛斥以学问作为进身之阶的文人。汤用彤主张学术和政治应保持一定距离，多次对冯契说：“一种哲学被统治者赏识了，可以风行一时，可就没有学术价值了。还是那些自甘寂寞的人作出了贡献，对后人有影响。至少看中国史，历代都是如此。”此话系针对当时趋炎附势的文人而言，冯契虽然认可，但也以为：“汤先生未免消极了一点。鲁迅在《出关》中说，同是一双鞋子，老子的是走流沙的，孔子的是上朝廷的。汤先生有点像老子。”冯契主张，此外还有另一条路，即到民众中间去，把握时代脉搏，知行合一地改造社会。

　　求索智慧  薪火相传

　　冯契向汤用彤谈得最多的是读书遇到的问题，这时他想系统钻研各种哲学名著，但觉难度太大：文献浩如烟海，哲学大家皆一流天才，只有刻苦钻研才能把握其深刻思想，但又易沉迷于其魅力难以出来，故“能入”难，“能出”更难。当冯契提起这种顾虑，汤用彤说：“慢慢来，你行的！”在学大乘空宗著作时，汤用彤指点冯契看三论、《大般若经》，并重读《肇论》。他擅长启发式教学，问冯契有什么体会，冯答：“僧肇把般若经的精华都概括出来了。”汤用彤说：“中国人天分高，印度人说那么多，也就是《肇论》那么些思想。”冯契由此对如何“能入能出”的问题忽发感悟：“僧肇就是一个能入又能出的典型。汤先生治哲学史，既注意全面把握资料，进行严密的考证，又注意融会贯通，揭示其发展的线索。所以他的著作也正是能入又能出的典型。”

　　此间，冯契重点就魏晋玄学和中国佛学跟汤用彤展开深入探讨。汤用彤率先提出玄学是以自然名教之争、“言意、有无、本末”之辨来概括魏晋时期的哲学论争，由此历史地考察各派思想的演变，从而揭示出发展的线索。对此冯契向汤用彤汇报了心得：“这种从把握主要论争来揭示思想的矛盾发展的方法，实质上就是运用辩证法来治哲学史，这不仅对魏晋玄学，而且对整个中国哲学史的研究，都是适用的。”“从王弼‘贵无’到向、郭‘崇有’，再到僧肇‘非有非无’，是玄学发展的主线，同时在佛学般若学中，由道安（本无）、支遁（即色）到僧肇，也经历了类似过程。这一个理论线索，显得干净利落，对学者很有说服力，并能给人以思辨的美感。”上述讨论奠定了冯契选择以“智慧”为主题写研究生论文的基本思路。

　　1946年冯契到上海工作后，面见汤用彤的机会虽少，但每次到北京总抽时间去拜望，汤用彤依然一如既往地关心冯契的哲学研究。新中国成立后，冯契惊奇地发现汤用彤已全无“狷者”气息，谈起祖国前途和社会事业，意气风发，信心十足，对行政事务也态度积极。1957年，冯契又赴京看望恩师，说正在探索中国哲学的发展逻辑，但颇感有局限，不可能像汤先生会通世界三大哲学系统来进行比较研究。汤用彤还用那句老话勉励他：“慢慢来，你行的！”他回答：“等我写出来，请汤先生提意见。”没承想待其历经艰辛把《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著成时，恩师却墓木已拱。

　　冯契在汤用彤百年诞辰之际撰文《忆在昆明从汤先生受教的日子》献给恩师，其中讲“智慧说”的形成时说：

　　“回顾这个‘起点’，便使我想起在清华文科研究所读书的情况，对当时金先生和汤先生给我的亲切教诲满怀感激之情。两位老师治学各具特色：金先生重视对理论作逻辑分析，通过示范给我严格的思维训练，要求我提出的每个论点都经过严密论证；汤先生注意依据翔实的资料来获得贯通的理论，善于启发，鼓励我自由思考，去探求那玄远的哲理境界。金先生严密而精深，汤先生通达而高明，我在司家营期间能同时得到两位老师的指导，从他们那里学到了一点严密分析和自由思考的习惯，这真是难得的机遇。”

　　该文所述师生亲厚无间的谈学论道、薪传火续的爱智求实，是一段构建学术共同体的佳话，常令后学羡慕不已。童世骏教授评论：“把这篇文章与《汤一介集》中的许多文章放在一起读，包括与有关汤一介先生和乐黛云老师共同生活的文章和访谈放在一起读，一个卓越的学术共同体的成员是如何培养出来的，学术能力是如何训练的，学术传统是如何承续的，学术交往是如何实践的，学术边界是如何超越的，等等，我们可以由此而有许多了解。”

　　笔者对汤、冯诸先生道德文章之景仰，源于自幼所受家教。1956年，家严入华东师范大学读研究生，导师为陈旭麓先生，陈先生特邀其知友冯契教家严哲学课程。冯先生是汤用彤的得意门生，也是汤一介师最为赏契的当代哲人，汤师言其走上哲学研究道路的原因之一是受冯契智慧说的影响。由是因缘，我早慕前贤，1996年负笈北大，侍学汤门18载，这在60年前似已注定。笔者协助汤一介先生，根据冯契听汤用彤联大课程的笔录，整理出一份《魏晋玄学听课笔记》，收入《汤用彤全集》卷四。冯契听课笔记丰富了汤著《魏晋玄学论稿》的内容，是一份珍贵的思想史料。由此对照冯契相关回忆和论著探隐溯源，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其“智慧说”的来源和旨归。

　　（作者单位：天津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