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上，我追随毛主席接受了革命的哲学，实际上是接受了历史唯物主义。现在仍然如此。在宇宙观方面（也可以说世界观，不过不局限于人的社会而已），我仍然是实在主义者。新中国成立后，我有一篇实在主义的文章，即《思维规律的客观基础》。我的实在主义是从早期的罗素、穆尔那里来的。这两位先生都在维特根斯坦的影响下变成了马赫主义者。罗素还著书立说（《物质的分析》《心灵的分析》）宣传马赫主义；穆尔没有著书立说，但是他上维特根斯坦的课，曾同我一道听讲。看来他们都放弃了实在主义。现在世界上还有没有实在主义和实在主义者，我不知道。

　　我那篇文章是实在主义的文章。文章发表后如石沉大海，只有钱锺书先生作了口头上的反对，但是他没有写文章，我也不能反驳。我还是要谢谢他，至少他读了我那篇文章，并且还反对。至于平日搞逻辑学的人，没有人赞成，也没有人反对。也许他们认为这篇论文是一篇哲学论文。但是它总仍然是一篇逻辑学论文。有一次我看见倪鼎夫同志，我问他，他说我当时说那篇文章是唯物主义的。想起来了，那时说实在主义没有人懂，说唯物主义也没有大错。列宁曾说过，实在主义是害臊的唯物主义。尽管如此，那篇文章应该是受到讨论的。它既没有受到讨论，我就难免大失所望。

　　我写的文章比较得意的有三篇：一篇是1949年前写的《论手术论》，写后有点担心，因为批判的对象好像是叶企荪先生的老师。后来知道他并不在乎。有两篇是1949年后写的，一篇是对实用主义的批判，在什么刊物上发表的，忘记了（不是《新建设》就是《人民日报》）。得意点是找到了杜威在他的论达尔文文集中某一页的页底注中，直截了当地反对物质存在的赤裸裸的表示。另一篇就是上面提到的那篇论思维规律的客观基础的文章。

　　有生之年已经到了88岁，比较得意的文章只有三篇，并且在这里也只是“老王卖瓜”。

　　1949年后，《人民日报》又重新发表了毛主席的《实践论》。我读了之后很高兴，写了一篇学习《实践论》的文章，很可能刊登在《新建设》杂志上。我的文章提到了学习新思想的涓涓之水可汇成江河，《新建设》把“涓涓之水”印成“渭渭之水”。本是小事情，可是，我仍然生气。

　　提起《实践论》，我又想起钱锺书先生。英译处要我多负一点英译责任。我碰到“吃一堑长一智”，不知道如何办才好。我向钱先生请教，他马上翻译成：

　　A fall into the pit, a gain in your wit. 这真是再好也没有了。

　　（金岳霖/口述  刘培育/整理）

　　（本文摘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大家雅事”丛书之一《金岳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