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继民是著名的中国古代史研究专家，其研究涉及隋唐史、敦煌吐鲁番文献、黑水城文献、古籍公文纸背文献、石刻文献、太行山文书以及战国秦汉时期的赵文化、地方史等诸多领域，在中国古文书研究方面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就。他以古文书为中心，在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领域取得重要突破之后，又将其整理研究方法创造性地运用于其他古文书研究领域，在学界影响较大。

　　传承创新敦煌吐鲁番学

　　由于传世材料缺乏，学界对唐代军事制度的研究很难推进。但随着近代以来敦煌吐鲁番军事文书的大量出土，这一局面有了很大改观。孙继民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穷十几年之力，对这些军事文书展开了系统探讨，在唐代军制、兵制研究上取得了突破，其《唐代行军制度研究》《敦煌吐鲁番所出唐代军事文书初探》等书即为代表作。在治学道路上，一方面，他继承和发展了陈寅恪、唐长孺等前辈学者所提倡的“以小见大”的史学研究方法，利用几近碎片化的敦煌吐鲁番文书，从中提炼出概括性的史学认识。张国刚称其“善于将一些具体的历史现象抽象概括成一般的制度内容”。如在《唐代行军制度研究》一书中，孙继民根据阿斯塔那第125号墓出土的武周时期的《武周军府牒为行兵十驮马事》以及阿斯塔那第108号墓出土的开元时期西州营的三件文书等相关记载，揭示出不见于史籍的唐代府兵征行制度的三个原则，即“府兵征发的非建制原则；编入行军的府别编制原则；征发量的少数分散原则”。

　　另一方面，他将文书学与历史学研究紧密结合在一起。众所周知，自王国维提出用“地下之新材料”与“纸上之材料”相互印证的“二重证据法”以来，此法多为治史者所推崇和行用。孙继民在研究敦煌吐鲁番文书时，并非简单地将出土文书与传世文献相印证，而是在对有关文书进行准确识读、录文，并对其性质、类型等加以分析、判定的基础上，再结合传世文献所提供的历史背景，进而探求文书在历史学方面的价值和意义。如关于阿斯塔那第222号墓所出《队陪牒》文书，他在深入分析文书内容、性质之后，结合《通典》等典籍，不仅探讨了唐代行军中“队”的组织构成、战队队形等问题，还进一步解决了垂拱三年（687）安息道行军中若干悬而未决的疑问，实现了文书研究与史学研究多方面的创获。冻国栋评价这一研究方法时说：“作者对敦煌吐鲁番所出军事文书广为搜罗，并与传世文献相比对，以坚实的史学基础和敏锐的学术眼光寻求其内在联系，在唐代军事、社会、政治的大背景下和细密考察的微观研究的基础上勾勒出唐代军事制度的有机整体，从而取得了军事文书整理和唐代军事制度研究的新认识和新突破。”

　　孙继民在敦煌吐鲁番军事文书研究上取得的成果，为其后来从事其他相关文献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为黑水城文献研究重新命名

　　2000年之后，孙继民研究的重心开始向黑水城文献转移。黑水城文献是我国近代以来继甲骨文、简牍、敦煌文献等之后又一考古材料的重大发现，主要涉及辽、宋、夏、金、元等朝代，在时间上与从魏晋到宋初的敦煌吐鲁番文献相衔接。但因为黑水城文献的主体庋藏国外等原因，直到20世纪90年代这些文献才陆续刊布。孙继民敏锐地意识到这些文献将会成为新的学术生长点，于是将敦煌吐鲁番文书的整理研究方法，运用到对黑水城文献的研究中。其研究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倡导敦煌学视野下的黑水城文献研究。敦煌文献与黑水城文献虽然都发现于清末，都被劫掠并运往国外，但学界对它们的研究存在很大不同。当“敦煌学”已经成为国际显学之际，黑水城文献研究却进展缓慢，相关研究存在学风空疏、不够深入、重整理而轻研究等现象。而对于敦煌学界业已比较成熟的文书整理研究规范，黑水城文献的研究者并不熟悉。因此，若要推动该类文献研究的发展，就需要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整理和研究规范。在这一学术背景下，他提出要用敦煌学严谨、细密的文书整理和研究方法，对黑水城文献进行整理和研究。同时他也积极将此倡议运用到实际研究中，带领团队成员花费十几年时间，按照敦煌学文书释录、定名、定性、校注、辨伪、考证、缀合等整理和研究方法，将全部俄藏、英藏、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除俄藏佛经外）整理出版。同时，又将敦煌吐鲁番学领域行之有效的文书学与历史学相结合的“二重证据”研究法，运用于黑水城文献研究中，发表了《西夏汉文“南边榷场使文书”再研究》等系列论文，提升了黑水城文献整理研究的整体水平。

　　其次，将黑水城文献研究命名为“黑城学”。随着黑水城文献研究的持续推进，自然涉及这批文献的学科定位及研究的未来发展问题。因为这批文献以西夏文为主，所以催生了一门以“西夏”王朝名称命名的学问“西夏学”，以至于长期以来学界往往以“西夏学”代指黑水城文献研究，“西夏学”成为一门围绕黑水城文献研究而形成的专门之学。但“西夏学”应该是围绕西夏文献和西夏王朝研究而形成的专门学问，而黑水城文献除西夏文献外，还涉及辽、宋、金、伪齐、元（包括北元），甚至唐代和清代文献。文献所用文字也并非全为西夏文，还有汉文、蒙古文、藏文、回鹘文等多种文字。其中汉文文献中最多的则是元代文献，达4000多件。“西夏学”这一命名使得“西夏学”外的学者很少进入黑水城文献研究领域，导致这一领域缺乏多学科、多领域研究者的广泛参与。孙继民认识到了这一命名对黑水城文献研究的制约性，因此，他综合“敦煌学”等以文献出土地为命名方式的传统方法，提出了一个更为贴切的名称“黑城学”。这有助于吸引更多领域的研究者参与到对黑水城文献的研究中。

　　引领古籍公文纸背文献学研究

　　黑水城文献中有一种西夏文文献《文海宝韵》，是利用《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的背面印制的，《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因此得以保存。孙继民在研究这批文书的过程中，开始逐渐关注到与此相似的文献，即公文纸背文献，亦可称为公文纸本文献。

　　公文纸背文献，包括公文纸印本及抄本文献，又称公牍纸本、官册子纸本、文牍纸本等，是指宋元明清以来利用官府废弃档案或私人书启等的纸背印刷的古籍。宋元明清时期的纸背公文，依赖印刷书籍而留存下来。早在清代就有钱曾、黄丕烈、李慈铭等版本、目录学家开始关注这一类型的文献，其中清末民初的叶德辉在《书林清话》一书中，还曾专列《宋元明印书用公牍纸背及各项旧纸》一节对其作了说明。但由于种种原因，自近代以来虽然有人对这类文献加以介绍，而真正研究这类文献的却寥寥无几。孙继民意识到这类文献当中纸背内容的学术意义，于是从多个方面对此展开了研究。

　　首先，他呼吁学界重视对这类文献纸背内容的研究工作。他先后发表《公文纸本：传世文献最后一座待开发的富矿》《近代以来公文纸本古籍的流传和存佚——兼议公文纸本原始文献与次生文献的价值比较》等文章，指出纸背文献的重要价值、意义，以及此类文献保存堪忧的现状，引起了学术界、图书馆界的广泛关注。

　　其次，他运用敦煌吐鲁番文书的整理研究规范来研究纸背文献，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他率先对已出版的宋代《王文公文集》的纸背文献《宋人佚简》进行了研究，出版了《南宋舒州公牍佚简整理与研究》一书，并发表了《〈宋人佚简·在城酒务酒帐〉的错简及其复原》等论文若干篇。另外，他还对上海图书馆藏明代古籍公文纸背文献进行了全面整理和研究。

　　最后，他提出建设“古籍公文纸背文献学”的建议。随着公文纸背文献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国内外相关文献被发掘出来。为推动这一新兴研究领域的发展，孙继民提出建设“古籍公文纸背文献学”的建议。他指出，这类文献的内涵应包括“古籍、公文纸、纸背和文献”四个要素，而其外延则涉及“内文纸背文献、封皮裱纸文献、拓本裱纸文献和内文衬纸文献”四种类型。“古籍公文纸背文献学”名称的提出，以及对这类文献内涵和外延的界定，解决了这一研究领域的资料来源、形态、特征、内容、性质等基本问题，为其未来发展奠定了基础。此外，他还提出了“太行山文书”的概念，也颇为学界赞同。

　　孙继民从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入手，逐步将古文书研究的方法，创造性地运用于黑水城文献、古籍公文纸背文献、太行山文书等诸多领域，促进了中国古文书和古代史研究的发展，也为敦煌文献以外的其他古文献的研究提供了借鉴。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