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受到两种潮流的推动。其一，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学者越来越有意识地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提取思想资源。其二，随着“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呼声日益高涨，越来越多的国际关系学者开始反思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主导地位，提倡非西方国际关系学的发展。两种潮流汇聚在一起，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同时也提出一个重要问题：基于中国本土知识资源的国际关系理论构建如何面对中国之外的经验世界，从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国际关系学”的一部分？

　　“反向格义”与“正向格义”

　　作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一种路径，格义是以本土既有的术语解释外来的概念。随着近代以来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冲击，中国知识体系发生了深刻转变。在西方社会科学分科体系的影响下，中国学者往往基于西方各个知识领域的概念体系、理论框架和研究范式来解释中国社会传统。刘笑敢教授由此提出了“反向格义”的问题。他将以现成的西方哲学概念对应、定义中国哲学观念、术语的方法称为狭义的“反向格义”，将以西方哲学的理论方法和思维框架研究中国哲学的方法称为广义的“反向格义”。尽管他对中国哲学研究方法的反思集中于狭义的“反向格义”，其在更广阔的学术领域中所引起的反响更多地触及广义的“反向格义”。

　　在“反向格义”已遍地开花的情况下，传统格义的内涵和价值值得重新认识。基于对格义的广义理解，秦亚青教授提出了“正向格义”的概念，即以中国本土的概念体系来解释中国之外的经验现象。如果说“反向格义”是“以外释中”特别是“以西释中”，那么“正向格义”就是“以中释外”，包括“以中释西”。相对于“反向格义”而言，“正向格义”在西方话语霸权下面临更大的困难，也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从中国之内到中国之外的“正向格义”

　　近年来，天下、关系、道义、共生、仁智、和合、礼治等源自中国传统知识体系的概念被用来描述、解释或评价国际关系的历史和现实，促进了国际关系知识的增长。其中，有些属于规范性知识，无需面对经验世界；有些属于解释性知识和理解性知识，需要经受经验检验。这些概念是从中国历史经验和文化传统中提炼出来的，在其基础上提出的理论命题更可能适用于中国本土的经验现象，但以其解释中国之外的经验现象并非“不可能的任务”。以下仅举数例说明国际关系学者为“以中释外”所做的尝试。

　　其一，以“关系平衡”解释东盟战略。根据儒学世界观，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提出，社会世界是人的关系的世界。作为在这一理论框架下提出的概念，“关系平衡”指的是行为体通过主动管理和调节来实现关系网络中各种关系亲疏均衡和关系体系最优。东盟的大国平衡就是“关系平衡”，即将地区相关大国纳入东盟的关系网络中。美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东亚峰会的建立和中国—东盟关系的发展反映了“关系平衡”在东盟战略中的作用机制。

　　其二，以“关系认同”解释美国的中东政策。在关系认同结构中，行为体依据不同关系认同的亲密程度来决定与其他行为体的合作程度，但关系认同结构本身会随着相关行为体关注领域的变化而变化。从特朗普政府对中东国家的政策看，美国正是基于不同的亲密程度与以色列、沙特和其他阿拉伯国家建立了不同的关系认同结构，并在此基础上为它们提供不同程度的支持和援助。

　　其三，以“礼治秩序”解释欧洲协调。作为从中国传统社会经验中提炼而成的“理想型”，礼治意味着人们对以礼义为宗旨的礼制的普遍主动服从。19世纪欧洲协调的形成和维系反映了这一时期所形成的欧洲礼治秩序。作为拿破仑战争后欧洲新秩序的礼义基础，正统主义原则对各大国潜在的过度扩张行为加以约束。基于大国同盟和国际会议两个层次的礼制安排，欧洲各大国之间实现了协商一致与集体性的自我克制。

　　从特殊到一般的“正向格义”

　　社会知识往往是地方性知识，但提供地方性知识不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目标。社会科学理论旨在揭示社会领域中的一般性规律。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学科，国际关系学需要从某些区域的特殊经验中揭示一般性原理，并经受其他区域经验的挑战和检验。有效的“正向格义”意味着本土的概念不仅可以解释本土的经验现象，还可以解释本土之外的经验现象，从而有助于从特殊中发现一般。当中国本土的经验和中国之外的经验发生关联时，中国本土的经验就很可能具有一般性意义。基于理论构建的要求，“正向格义”的路径需要注意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将中国本土的特殊经验置于社会科学知识谱系中来判断将其一般化的价值。近代以来，社会科学知识谱系的构建是以西方为中心的，因此中国本土的经验主要在与西方社会经验的对照和对话中显示其独特价值。作为在“差序格局”和“礼治秩序”基础上分别生成的中国国际关系概念，“关系认同”和国际礼治秩序也补充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缺失的要素。

　　其次，检验替代性解释的效力及其不足。从研究对象而非研究者的视角看，“正向格义”的使用实际上仍是以外来的概念来解释研究对象本土的问题。使用这些外来的概念，并非无病呻吟或叠床架屋，而是确有其必要，即既有的理论难以解释这一问题。

　　再次，探寻中国本土概念体系的适用条件。有效的“正向格义”将中国本土的特殊经验上升为一般性原理，但这种一般性仍是局部的，其机制在一定条件下才发挥作用。“正向格义”的探究应有助于揭示这些适用条件。

　　当然，“正向格义”和“反向格义”一样，都可能带来“隔靴搔痒”或“削足适履”的风险。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上推进“正向格义”的研究，也不是以“中国中心论”取代“西方中心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首先要实现中西方知识体系之间的平等对话，在此基础上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国际关系学”作出自己的贡献。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