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国际学界，马克思主义与世界文学研究都应该算作一个前沿理论课题，这其中的原因主要在于两点：首先，占据国际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主流的西方学者虽然不否认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世界文学理论概念的成型起过一定的推进作用，但他们并未沿着这条线索深入探讨马克思主义在世界文学研究领域内所起到的奠基性作用和作出的卓越贡献；其次，由于马克思、恩格斯主要是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他们在哲学和经济学领域著述甚丰，但并没有出版文学理论批评方面的专著，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便主要关注他们在哲学和经济学领域内的建树，这些著作涉及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革命的论述，但只是偶尔才提及他们关于文化的论述，而涉及文学批评者则更少。本文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世界文学确实有着割舍不断的关系，也对当今的国际世界文学研究有着重要影响和启迪。因此，这也应该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世界文学研究者的一个重要课题。

　　建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文学叙事

　　毋庸置疑，马克思、恩格斯在自己的革命生涯中对欧洲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家及其作品作过许多精辟的评点和讨论，这些讨论涉及文学创作的主题、题材和人物刻画，以及文学批评的美学和社会历史标准等一系列问题。他们对具体文学作品的评点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文学观，后来分别通过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阐释，逐步形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文学研究话语体系，对东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有着直接的影响和启迪。此外，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论述对于世界文学经典的形成也有着一定的影响。在今天公认的世界文学选集中，入选的许多经典作家都是得到马克思、恩格斯率先评点和肯定的。尽管如此，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研究者还是有意无意地忽视西方世界以外的学者们所作的贡献，尤其是苏联和东欧学者在这方面的著述。而中国的世界文学研究者不仅跟进了西方学者对世界文学的研究，同时也关注到苏联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这一理论课题的研究及其成果。我们所要达到的目的是双向的：从西方学界将世界文学这一话题引入中国，然后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视角对之进行阐释和研究，进而重构世界文学的版图，最终建构一种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文学叙事。

　　马克思、恩格斯在其重要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不同于早年歌德所设想的具有乌托邦性质的世界文学概念，试图通过强调各民族文学的相互交流来消除民族间的对立。但是，他们并未明确指出“世界文学”中的世界性与民族性之间的复杂关系，也未曾绘制复数的“世界文学”路线图，只是通过简略提及世界文学这一现象来阐发全球化进程对于文化的作用。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雷蒙德·威廉斯和特里·伊格尔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思想，他们不仅强调文学理论的世界性，同时也将他们的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实践立足于各自所属的威尔士民族传统和爱尔兰民族传统，揭示出不同作家只有在自己的文化传统中才能取得卓越的成就。他们同时认为，边缘和弱小民族的文学实践在某种程度上颠覆并抵抗了强势民族文学主导的世界文学空间，为边缘民族重塑世界和跨文化交流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他们的理论启迪了后殖民地国家的文学研究，在西方中心主义占主导地位的世界文学研究领域之外开辟了一个新的方向，达到了某种“逆写”（writing back）世界文学史的效果。

　　苏联学者在世界文学研究上的贡献

　　苏联的比较文学界也曾对世界文学的译介和研究投入了大量的精力，苏联学者在世界文学理论方面的论述和实践上的创新在国际学界曾经独树一帜。因此，他们的研究成果理应被包括进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文学研究宝库，但却往往被西方学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早在1919年，莫斯科就成立了一个以“世界文学”冠名的出版机构，专门负责翻译出版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学作品，所译作品的总数曾经多达1500多种。开始时，这个计划仍有着一些欧洲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色彩，后来，项目主持者高尔基建议增加印度、中国等东方国家的文学，这无疑为世界文学在苏联的大面积翻译和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此外，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大型文学史书《世界文学史》在苏联陆续分卷出版，一直延续到21世纪初。从容量和规模来看，这部多卷本《世界文学史》是迄今为止世界各国和各语种版本中最全面的一部多卷本世界文学史，是苏联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文学研究作出的巨大贡献。

　　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贡献

　　世界文学与中国始终有着密切的关系，尤其是世界文学理念于20世纪初被译介、引入中国以来更是如此。这不仅因为歌德在提出这一构想时得益于中国文学，同时也因为自19世纪末以来，世界文学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也起到了极大的推进作用。因此，我们今天在全球化时代探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文学观，应当把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贡献包括进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文学观首先启迪了中国的文学研究者，中国学者从自身的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实践出发提出的理论建构又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文学研究，为当代学者建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文学叙事贡献了中国思想和智慧。

　　在将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方面，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成仿吾、陈望道等人均作出过重要贡献。毛泽东虽然没有在西欧或苏联留学的经历，但是他通过翻译本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一系列理论著作，并通过长期的革命实践发展了一套“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西方学界对毛泽东的理论和思想比较认可，认为它既是一种“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又是一种具有普适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原则。毛泽东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将其用于指导中国的文学艺术创作和理论批评实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是他的文艺思想的集大成之作。毛泽东始终认为，中国的文学艺术应服务于人民大众，首先要为工农兵服务，因此它应该“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同时，毛泽东并没有否定文学艺术的审美特质，认为它应该为中国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

　　毛泽东在中国古典文学方面造诣很深，他强调建设民族文化和革命文化不应排斥对古代和世界先进文化的传承和借鉴。他认为，“新文化中的新文学新艺术，自然也是这样。对于中国和外国过去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和优良的文学艺术传统，我们是要继承的，但是目的仍然是为了人民大众”。此外，对于文学创作的题材和来源，毛泽东也有自己的辩证看法，他认为，文学艺术创作必须反映社会生活，“所以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关于文学艺术的文章和讲话中，都坚持批判地继承古代和外国的文学艺术，主张以“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原则来对待世界文学遗产。

　　通过研究发现，“毛泽东思想”不仅影响了阿尔都塞、萨特等法国理论家，同时也启迪了法国女权主义思想家波伏娃和哲学家阿兰·巴迪欧。此外，他也吸引和影响了美国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詹姆逊。可以说，世界文学在中国经历了一种双向旅行：其理念连同马克思主义一起从西方进入中国，然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世界文学研究又不断地产生世界性影响，进而有力地推进了中国文学及其理论批评走向世界。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国际化

　　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世界文学的话题在20世纪80年代就吸引了中国学者的关注，但并没有成为一个前沿理论课题。当时的研究者主要注重世界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和启迪。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着世界文学研究在西方的再度兴起，更多的中国学者介入了相关评介和研究，并将其与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相关联。由于目前世界文学研究的重镇仍在西方，或更确切地说在英语世界，因此中国学者用中文发表的关于世界文学的众多著述并未引起国际学界的足够重视。但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世界文学研究也有一些具有普适意义的理论命题和观点可供国际同行参考借鉴。

　　在当前的国际学界，世界文学已成为又一个广为人们关注的前沿理论话题，当代中国更加注重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国际化和世界性，将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学术成果推向国际学界。习近平总书记在提到世界文学时，反对将其分为东方文学和世界文学，更注重这些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文学作品所蕴含的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并鼓励学者们积极地与国际学界进行学术交流，并借此将中国的人文学术成果推向世界。笔者在21世纪初率先将世界文学理念引入中国，并且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出发，试图通过梳理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主要观点和理论思想，建构一种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文学叙事，即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和经验出发，对世界文学这一话题贡献中国学者的智慧。

　　由此可见，我们的研究要破除世界文学研究领域内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主义思维定式，一方面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视角为国际学界的世界文学研究贡献中国的智慧和成果；另一方面则致力于将优秀的中国文学及其理论批评译介到国外，从而为重绘世界文学的版图作出中国学者的贡献。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