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文德·埃里克·拉森（Svend Erik Larsen）  欧洲科学院原副院长、丹麦奥胡斯大学荣休教授；

　　研究领域：文学史、比较文学、文学与伦理、城市文化研究；

　　代表作：《无边界文本：文学与全球化》等。

　　世界的多样化

　　人们似乎普遍习惯于采用二分法来界定某一地区、国家或地方。其他语境下也出现过同样的两极逻辑：殖民地与母国、西方与其他国家、地方与全球、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中心与外围等。尽管二分法有其绝对性，但在不同情况下，对实际中心的各种定义表明，中心的位置总是相对的和不稳定的，而外围也是如此。也就是说，两极论一直都是，而且仍然是围绕“真正”中心位置产生竞争甚至冲突的原因。

　　尽管这种两极分化的话语策略在意识形态方面可能是有用的，但在今天，这种话语策略已经完全与定义“中心与外围”的政治、文化和经济现实相脱节。现代世界的复杂性，完全推翻了这样一种假设，即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任何国家所从事的多种活动都只有一个中心。首先，采用两极对立观点产生的基本误区是，假设中心主要是空间的和静态的。正如我将在下文中所表明的那样，虽然地方与全球关系的空间性和可预测性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21世纪，这种假设已经根本站不住脚。然而，正如印度裔美国社会学家阿尔君·阿帕杜莱所强调的，这种内外部关系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他所说的“流动”，而不是空间实体——资本、人员、信息、商品和资源等的“流动”。这些流动不一定有相同的全球中心，它们的突出特点是基本的流动性，而不是稳定性。因此，同样重要且相互依存的全球资本流动和自然资源流动，也没有相同的中心。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点，我想简要地回顾一下中世纪早期（根据欧洲的时期划分，大致与中国的唐宋时期重叠）以来，以地域重要性不断降低为特征的全球化发展历程。在公元500年左右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欧洲开始萌发向全球扩张与统治的野心。在这种地缘政治局势出现之前，世界各国的首要目标是统治广泛的区域而不是全球。中国修建了长城，而罗马帝国也只是在当时所谓的边界范围内扩张。

　　全球化发展历程可以被简单地描述为：一系列日益复杂的全球流动，且早期的主导性流动将包含在之后的流动中——这里的流动就是指阿帕杜莱所说的物品、思想和网络力量的全球流通，其中心不断变化，而且往往涉及多个中心。

　　第一阶段，从公元800年到1500年，出现了思想和信仰体系的意识形态流动，罗马天主教会率先提出了在全球范围内积极传播其教义的目标，《圣经》中说的是“向所有人民”传播其教义。在接下来的几百年里，伊斯兰教以及随后的基督教都是由国家权力机构所设立，并附属于国家权力机构，“十字军东征”和“圣战”都进行了大规模的竞争性扩张。

　　第二阶段，从大约1500年到1800年，由于殖民化的影响，出现了物品、人员、材料和资源的地理流动。通过这种流动，欧洲实现了全球扩张，而其早期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殖民化是区域性的。这一阶段的全球化具有地域性特征，但殖民化也涉及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较小程度上）传播到世界各地的意识形态流动。

　　第三阶段，从1800年左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产业流动，全球化的主要特征是努力获得全球资源和市场，并受到技术创新的推动。这一阶段与地理殖民化的后期发展、资本主义的崛起及其货币和金融工具的流动相吻合。此外，这一阶段的全球化也将宗教意识形态的流动转变为政治意识形态的流动，最显著的是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最后，这一阶段的地理流动中心发生了改变，石油资源丰富的中东地区成为新的中心（但非唯一），这一过程很大程度上包含在当前的全球化进程或第四次全球化浪潮中。虽然前两次全球化浪潮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欧洲主导，但美国、日本和苏联是第三次全球化浪潮的积极推动者。

　　第四阶段，从1945年至今，出现了网络的传播流动——广义上指的是从信息传输到出行和贸易的传播——标志着全球化的新阶段，其主要特征是：（1）新技术，特别是数字技术对重塑全球供应链工业生产过程具有决定性作用；（2）贸易通道物流实现了数字化；（3）金融流程也实现了数字化；（4）全球媒体传播信息、思想和科研创新成果。这一全球化最新阶段的显著影响是，在生产、贸易、创新、金融和文化交流方面，地理位置和领土控制的重要性已不如跨境网络。正是在这一阶段，中国开始在以各种平行流动为特征的多极世界中发挥重要作用。

　　回到本次会议的主题，很明显，全球化的最新发展重新定义了中国与世界。当今世界是一个由相互作用的流动和网络组成的复合体，这些流动的中心在不断变化，而中国也已经成为一些流动的中心，特别是产业和技术流动。在这一历史关头，一国无论大小，要积极进入和引导流动，需要关注的不再是地域，而是其多层次的创新能力。像我自己的国家——人口不到600万的丹麦，以及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它们取得的巨大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们在以下方面不断增强的能力：在日益多样化的国民经济背景下，不断促进生产、贸易、金融、政治、技术、基础设施、教育和研究领域的流动，而这也反映了它们积极参与全球化的最新发展。这些国家已经学会了如何生活在一个充满流动的多极世界中，从中受益并对其产生影响。

　　这种发展也可能引发导致战争的新型冲突。这种冲突源于有领土主张和主要依赖地方自然资源的非多样化经济国家，与我称之为在多种“流动能力”方面取得飞跃发展的其他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

　　我觉得可以这么说，上一次大规模的地域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场战争造成的巨大物质破坏，阻碍了1946年和平谈判时重建一个全球流动世界的可能性。全球流动世界的重建，并不是主要通过领土扩张或控制来实现，而是通过增强当前四种基本全球流动（产业、金融、技术和通信）的流动能力来实现，但是所有这些流动都被主要由领土或空间扩张野心驱动的战争所破坏。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旨在加强其在世界范围内的产业、金融、技术和通信影响，但实现这一倡议的前提是，从亚洲到欧洲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会发生领土战争。中国的发展战略是促进上面提到的四种基本流动，而这四种基本流动将对各国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中国的多样化

　　中国积极参与多极世界多样化的产业、金融、技术和通信流动，而这反过来又影响了中国国内的多样化和变革。目前，人们对这种影响的认识不断加深。如今，中国各地的水果小贩（不仅是年轻的小贩），通过手机微信二维码来收款。腾讯QQ、微博和其他平台的功能与世界其他地方的类似平台一样可以正常使用，抖音的国际版本Tiktok更是在世界各地被广泛使用——年轻人同样可以使用虚拟专网来访问各种国际平台。中国的新电子产品、时尚或娱乐电视或互联网插件的设计也与世界各地一样。更重要的是，中国国内完善的电缆、公路和铁路等基础设施，以及多数人经济状况的改善，使得他们能够在中国各地畅游。

　　即使在古代中国，地方语言、少数民族、习俗、气候带等也是高度多样化的，它们现在大多都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保护。如今，由于国内旅游和媒体报道，多样化已不再“存在于”不同地方，所有中国公民都可以通过自己的眼睛感受到不同程度的多样化，包括中国古代遗址和习俗的多样化，尤其是近期发生的快速变化。现在，学生们可以在全国各地求学和工作，而年轻人也可以远离父母、家乡在外成家立业，而且越来越多的人有条件去周游世界。换句话说，中国参与多极世界的所有流动，不仅体现在国内的多样化和变化，也体现在人们对中国参与世界认识的不断加深。

　　这种情况提出了一系列挑战。作为一个外国人，由于我在中国工作和生活的时间较短，我仅强调在我看来将对中国与世界产生影响的三大挑战。

　　1.教育与研究

　　由于必要的流动能力是参与多极世界的一个先决条件，这就要求中国需要基于最新教育和研究培养公民的高水平技能。然而，仅有技能是不够的：教育必须促进创新、创造和个人独立。

　　2.人口结构

　　中国开始认识到代际之间的人口不平衡会导致人口老龄化问题。与此同时，由于具有吸引力的工作和求学机会，城市的快速发展，尤其是华东地区（其中上海是中国最突出的全球化现代都市），出现了另一种人口结构挑战——流动能力集中的城市与非城市环境之间的不平衡。为充分发挥其全部人口的潜力，中国需要解决各年龄群体和各地区之间不平衡的问题。

　　3.基础设施

　　现代中国的物质基础设施令人钦佩——公路、机场、火车、城市地下空间、数字网络等，但现在迫切需要开发新型基础设施。这包括开发能源基础设施以促进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同时还应确保物质基础设施的长期可持续性。此外，要解决人口结构不平衡问题，中国还需要建立像日托或疗养院这样的基础机构设施，为年轻家庭提供有吸引力且可负担得起的服务。

　　最后我想用“桥”来作比喻。桥是中国的一个古老形象，代表着个人或社会可以跨过鸿沟。想到中国在全球化世界中的“过渡”，我的眼前不禁浮现了两座奇妙的桥。其中一座是2008年在江苏省苏州市附近建成的现代苏通长江公路大桥；另一座是位于湖南省凤凰古城，自明朝以来一直横跨沱江的虹桥。我认为，第一座桥象征着中国向产业、金融、技术和通信流动的全球化世界的过渡；第二座桥象征着从传统中国平静多样化向现代中国求变多样化的过渡。老虹桥代表着高水平技能的悠久传统，而新虹桥——上海的一个国际机场（以及许多其他同名的地点）也以此命名——将把新与旧、中国与世界联合起来。

　　也许这座桥可以作为中国与世界之间关系的象征，它与中国古代所讲的和谐原则完美契合，即在复杂的多样化背景下，对立因素之间保持和谐。我希望它能成为协调多样化中国内部差异与多样化多极世界差异之间关系的指导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