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阳  复旦大学文学博士，现任教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研究领域：文艺学、美学；

　　代表作：《小说本体论》《文学“诗性”的语义学考察——以新时期中国文学研究为背景》《在后形而上学意义上重建文学本体论——新世纪文学本体论研究的理据分析》等。

　　我国文论界对西方文论概念的接受，经历了从相对被动地全盘接受到逐渐开始主动考虑文化差异的过程。从20世纪90年代讨论“失语症”，到近年热议“强制阐释”，这条轨迹在不同的诉求下深化着接受权限意识。用“权限”一词，是兼取其“限度”与“权利”——在意识到限度的前提下转化并创造这两层意思。前者是后者之所本。而限度的产生，在于支配某个文论概念的思维方式与伦理立场自西徂东后，首先可能形成的不恰适性。对此的客观审视和探讨尚显得薄弱，是一项值得深入的学术推进工作。我们将先交代“事件”的概念语义、著作谱系与问题意识，进而澄清这一概念所植根的思维与伦理，辨析它与汉语文论母体的表面相似处与实质异趣，寻绎在此接受限度中所能创造性转化之物。

　　“事件”的概念语义、著作谱系与问题意识。事件（Event）的名词义指“已发生变化的事实”；动词义则指“一种改变，或发生”，即在某种原因作用下不同于常规的新思想方法。事件思想具有清晰的两方面问题意识。一方面，它在动变与转化中反抗传统形而上学，自然带有超越同一性的鲜明取向。另一方面，它又不因此简单滑向差异化，而认为事件及其独异性“既不是普遍—特殊意义上的体系，也不是独特”。事件存在根基的奠定便挑明了此点。对事件内在性与超越性的兼顾，保持其间的张力，同样证明了此点。所以，事件思想触及的是人类思想发展至今的两大主题：反同一化与反差异化。这对立的两极是被事件思想用何种思维方式有机统一起来的呢？

　　从分叉到折返：事件思维方式。事件性思维方式可以概括为“折返”——既转折出去又返归原点。这些取向通过一对对折返性关系词而不断得到演绎：1.逃逸—生产；2.熵—负熵；3.偶然—必然；4.非物质—物质；5.独异—日常；6.虚拟—本体；7.“潜在的不写作”“非写作”与“完美写作行为”；8.去主体—新主体。由此，支配“事件”的这种折返思维，表面上和传统思维方式有相似处，似乎很像否定之否定，但两者等同吗？这是值得进一步探究的。

　　折返思维与“反者道之动”名同实异。黑格尔逻辑学的否定之否定路线就是一种形式上的折返。沿着这一惯性，很容易进而将“事件”与中国古代道家的类似概念等量齐观，比如老子的强调动变的命题：“反者道之动”。这一命题诚然给人强烈的辩证转化印象，但紧承它而来的是“弱者道之用”，为不让“反”带出“物极必反”的后果，不能不考虑避免“反”，而非反过来张扬“反”，即为防止“物极必反”这一辩证法在现实中招致危害自身的局面，须让自身持守柔弱地位，在“守雌”“贵柔”与“致虚极，守静笃”的姿态中更好地来体悟“道”。可见，“反者道之动”，对在正反变化中难以预测、超乎预期和充满了危机力量的因素，采取明显的防御行为，不希望后者发生，而试图化物极必反的风险为始终以柔克刚的谦抑，相信否泰之间的不良转化是可能避免的，归宿和落点便在“可能性”的释放上。这种“可能性”母体，当接受西方“可能性”理路时，首先存在着限度。更重要的是，事件的折返思维在整体上，是对主流语言论及其“可能性”实质的悖反。因此，事件的折返，是对主流语言论及其可能性实质的悖反，与道家思维运作于可能性中的折返，呈现出学理异趣。

　　折返伦理与儒家亲善文化的差异辨析。上述思维方式的异趣，引出了接受“事件”概念时需要面对的伦理差异。因为在事件的上述伦理中，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须经“不可能性”的尖锐转换方才得以合理形成；而中国文化是公认的儒家亲善文化，和谐亲昵的人际交往，不把对自我绝对脆弱与无力的主体性暴露视为交情的应有礼数，相反唯恐因此贻人以“为人谋而不忠”“与朋友交而不信”之印象。人际交往中的谦逊，每每以潜意识中对他者的防备为前提，防备就已是一种强势的、带有进攻色彩的主体性姿态，而有别于对突然降临的未知事件的真诚欢迎。因此，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中国亲善文化，相信友爱无需经“折”再“返”，而以圆善的“不隔”为上，即承认“可能性”是人际关系的本然纽带。

　　无论思维方式上还是伦理立场上，以儒道互补为底色的汉语文论都不以对事件及其独异性的各种敏感见长，“事件”概念的中国化，于是并非浅表地体现为能否用“事件”一词来谈论文学，而从深层次上取决于“在可能性母体中考虑不可能性的转换”这条主线，并展开为两个关键因素，那就是对主流语言论之外的异质力量作出充分估计，以及相应而来的对亲善伦理的反思。这一体两翼，使得事件思想对汉语文论的融渗，不呈现为一个自明性事实，而在接受限度中经过中介环节的扬弃，以实现创造性转化，提供了在今天如何吞吐西学资源的典型个案，示范了西方文论概念与中国现实问题的纵深化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