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孔府档案是系统记录孔氏家族的私家档案，不仅记录了该时期孔氏家族的各项活动，而且载有大量诗文。这些诗文为研究明清时期的文学批评史、戏曲史、文体学史提供了较为珍贵的资料，具有重要的文学史价值。

　　首先，梳理孔府档案诗文作者的族谱、求学、交往等情况，揭示作者创作思想的来源，可在一定程度上丰富明清文学史的研究资料。这项研究可按如下步骤进行：先对明清孔府档案诗文进行甄别，然后考证、梳理孔氏宗族内作者的师承、与官员和文人的交往，以及孔氏宗族外作者与孔氏族人的往来，从而揭示孔氏宗族内作者创作思想的来源及孔府对孔氏宗族外作者的影响。

　　以对孔府档案中一首元宵应制诗作者的分析为例。全诗如下：“圣主龙飞履治朝，与民同乐庆元宵。天开玉辇扶双凤，地擁金莲驾六鳌。万卫神兵环衮冕，九重仙乐协萧韶。小臣何幸逢斯世，愿祝南山寿帝尧。”该诗作者为明代孔克进，载于孔府档案0007号《成化年间修刊孔氏宗谱》，不见于其他文献。但《成化年间修刊孔氏宗谱》只记载了该诗，并未提及其创作时间、背景等，对孔克进的记载也较为简略，只有20余字。其他宗谱、方志关于孔克进或只载其名，或仅寥寥数字记述。因此，欲对孔克进和这首诗展开研究，就需比对《孔府档案》《孔子世家谱》《孔氏南宗考略》《三衢孔氏家庙志》《孔氏南宗史料》《明实录》《衢州府志》《西安县志》《福州府志》《孔氏家塾记》《衢州家塾考》《明太宗实录》《东里集》等20余种文献。通过“作品纪年”，确定该诗创作时间；通过考辨孔克进的“生卒年月”“族内谱系情况”“幼时塾师”“受教的县府学教谕、训导、学正、教授”等情况，梳理其家族谱系及家学师承；通过考察与孔克进来往的“府衙官员”“清客文人”，呈现他与官员和文人的交往情况，揭示该诗写作风格的来源；通过综合分析同时期社会政治及文化语境、重大历史事件、孔氏家族生活等，探讨孔克进创作的动机及诗学理念。

　　因孔府档案至今未出版齐全，该诗流传不广，加上这一考辨工作跨越多个学科，非常烦琐，所以学界至今尚无人对该诗及其作者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因此，上述研究可以填补明代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研究的一些空白。

　　其次，围绕明清孔府档案诗文相关文体展开研究，挖掘其中蕴含的文体观念，可在一定程度上完善明清文体学的内容。

　　明清孔府档案诗文的文体形式丰富，有诗歌、颂赞、诏谕、召见对话、宗谱、序跋、传记、书信、诉状、供词等50余种。分析这些文体的特征及与同时期其他文体之间的关联，挖掘明清孔府档案诗文作者的审美倾向、文体观念；或对这些文体进行细分统计，将其按照作者在孔氏宗族年辈体系中的位置来排列，比较各文体的数量变化及与上一时期同类文体的异同，有助于呈现出明清孔府档案诗文体裁的动态变化过程。

　　以孔府档案4014号“鲁元刘姓争伯尼山赖祭田告 院 状批府行县质审底实问供册”为例。该文材料完整，详细记述了曲阜县县令庞元澄在乾隆三十一年六月十二日的审案过程，是典型的审问实录。此类文献较为难寻，对于研究“爰书”文体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全文采用对话体，用方言俚语写就，中间夹杂类似于戏曲旁白和舞台提示的段落，不仅人物语言亲切自然，而且矛盾冲突感强，情节曲折，一波三折，显然受到明清时期戏曲和小说的影响。而明清时期的很多戏曲和小说，尤其是公案小说，如《施案奇闻》等，不仅直接取材于判词和此类实录，行文结构也多借鉴这些材料。因此，详细分析该文的文体特征及与明清戏曲、小说等文体之间的关系，能在一定程度上补充明清文体学的内容。

　　最后，研究明清孔府档案诗文叙事风格，分析其叙事技巧和特色，可在一定程度上呈现明清孔府乃至儒家的核心诗文观念。

　　孔子在《春秋》中“寓义于事”，建构起儒家“微言大义”的叙事观念。为“明义”，明清孔府档案诗文在叙事上呈现出两种倾向：一是将“止于叙事而止”的历史叙事与“不止叙事”的文学叙事相结合，既有对具体事件或场景的生动描绘，又含蓄地表达了诗文作者的主观意愿和思想情感；二是将历史叙事与议论相结合，叙事之后，用议论直接褒贬是非，表达思想观点。

　　上述孔府档案4014号审问实录是典型的第一种叙事倾向，第二种则如孔府档案0058号所载明代理学家吕柟写的《重修洙泗讲坛记》。该文记述了吕柟、姚文瑞、吕应祥等人重修洙泗书院一事，在叙事上有两个突出特点。

　　第一，采用闭环结构，将整个事件的前因后果交代得清清楚楚。文章说明，洙泗书院是孔子与其弟子讲学之地，两千余年来却荒草遍地，元代虽有修葺，明初却被盗遭火，门廊殿庑皆残损，前有人“议增治而未成”，结果由“吕参政经督完其事”。

　　第二，重“寓义于事”，从“明义”出发，进行材料取舍、遣词行文，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重题目。通过题目揭示主题是唐宋以来儒家诗文的传统，此文也有这一特点。《四库全书》亦载此文，题目为《洙泗书院记略》，孔府档案所载题目突出“重修”二字，“重修”既包括对洙泗书院屋舍殿宇的重修，更意指“明道”，即在佛、老之学不断影响世人的背景下对“夫子之道”的宣扬倡导。二是重议论。“记”这种文体往往在叙事之后通过大段议论直接揭示主题，此亦是唐宋以来儒家诗文的传统。此文约900字，近700字为议论，通过议论突出修葺洙泗书院的重要意义。三是重叙事剪裁和议论方法。通过叙事剪裁或议论方法体现作者态度，是孔子作《春秋》以来儒家诗文的传统。承此传统，《重修洙泗讲坛记》叙事只述前因后果，省略重修过程，通过材料取舍曲折透露出宣扬“夫子之道”的主旨；议论采用比喻、排比、对比、举例等多种方法，洋洋洒洒，气势宏伟，表达对“夫子所讲之道鲜矣”的焦虑和宣扬“夫子之道”的紧迫感。与之相比，《四库全书》所载《洙泗书院记略》删去大段精彩议论，虽显得中庸平和，却因此失去宏伟气势。这体现出明清孔府档案诗文作者在叙事观念上继承“微言大义”传统的同时又有所突破的创新精神。

　　明清孔府档案中的诗文资料数量庞大，具有重要的文学史价值，但尚未得到学界足够的重视，亟待展开深入系统的研究。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孔府档案文学书写研究”（19YJA751017）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