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献章（字公甫，人称白沙先生）是明代理学转向心学的关键人物，在哲学研究领域备受重视，但他在明代文学史上的贡献却甚少有人提及。陈献章的文学主张与写作，打破了明代前期台阁体主导的“阘冗肤廓，几于万喙一音”的文坛格局，并对李贽、公安派的文学观念及晚明重自我、重真情的文学思潮产生了深远影响。

　　明代前期，秉承程朱理学传统的台阁体，润色宏业、讴歌盛世，被视为“文章正宗”。宋濂、“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李东阳等人先后主持政柄与文柄，台阁体广泛流行。李东阳在《倪文僖公文集序》中概括了台阁体的总体特征：“馆阁之文，铺典章，裨道化，其体盖典则正大，明而不晦，达而不滞，而惟适于用。”明成化、弘治年间，身在山林的陈献章倡导心学，突破了明初以来的理学传统，学风为之一变。他不仅是儒学大师，更是文章之士，其古文写作打破了台阁体称霸文坛的局面。郭预衡认为，“明人理学之非正宗，自献章始；文章之非正宗，也自献章始”（《中国散文史》）。“非正宗”道出了陈献章的改革意识。陈献章之文在内容、体式、精神内核及审美追求等方面体现了明代前、中期文风的转变，并开启了晚明文学发展的路向。

　　书写日常生活 高扬主体精神

　　明前期文坛的主流是“盛世之文”“治世之音”，正如李东阳所说，为文须“达事明理，以翼圣道，裨世治”（《曾文正公祠堂记》）。例如，宋濂的《阅江楼记》由“山川王气”说起，以阅江楼的兴建寄寓皇上“致治之思”作结；杨士奇的《龙潭十景序》写“太和之世”，歌“神功圣德”；李东阳的《京都十景诗序》讲“国家亿万载太平之业”，“圣君贤相，盛德大业”。与台阁体不同，陈献章则在文章中书写日常生活。这一转向与他的心学思想紧密相关。陈献章主张涵养心性而达到“不离乎人伦日用而见鸢飞鱼跃”（《夕惕斋诗集后序》）的境界。对待日常生活，他主张“以道观之”。在陈献章看来，日常生活具有修行和审美双重性质。因此，他在诗文中大量描写日常场景。

　　陈献章说：“知广大高明不离乎日用，求之在我，毋泥见闻，优游厌饫，久之然后可及也。”（《与汪提举》）让心体在自身的生存体验中自然呈现出来，正是他追求的“自得之乐”。因此，他的诗文更加关注自身的生存体验，对日常生活的书写广泛而深入。例如，其《送李世卿还嘉鱼序》呈现了他与门人的日常：“朝夕与论名理……时时呼酒与世卿投壶共饮，必期于醉，醉则赋诗。”《吴光宇行状》一文追忆了自己与吴光宇的日常活动：“南山之南有大江，君以意为钓艇，置琴一张，诸供具其中，题曰‘光风艇’。遇良夜，皓魄当空，水天一色，君乘艇独钓，或设茗招余共啜；君悠然在艇尾赋诗，傲睨八极。予亦扣舷而歌，仰天而啸，飘飘乎任情去来，不知天壤之大也。”乘艇夜钓，赏月品茗，鼓瑟鸣琴，扣舷而歌，仰天而啸，鲜活地展现出潇洒高雅的生活情境。

　　明代前期为文以程朱理学为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强斋集》云：“元、明之间，承先儒笃实之余风，乘开国浑朴之初运……以故发为文章，虽不以华美为工，而训词尔雅，亦颇有经籍之光。”当时文坛的主流台阁体承袭的是程朱理学的传统。杨士奇《跋曾巩文》称：“非独文之工，言于濂洛之学未著之先，而往往相合，亦由学之正也。”李东阳“衍而为经纶黼黻之文，稽古代言，以定国是，变士习，裨政益化”（《怀麓旧稿序》）。程朱理学讲求“格物穷理”，而陈献章心学的进路则不同，由“格物”走向“格心”。

　　陈献章为学重“自得”，其文章的精神内核更关注个体的自我精神。“自得”一方面要求切实提高道德修养，而不专事出仕、讲学和著述，另一方面反对为学向外求于“物”，而应反求于“心”。“道”无法认知，亦无法用言语描绘，只能回归本心令其自然“呈露”。因此，陈献章的诗文写作注重“我”的精神力量，关注个体生命价值，高扬个体的主观能动精神。陈献章还主张诗文主“性情”。首先，性情要真，诗文应“本性情之真”（《送李世卿还嘉鱼序》）。标举真性情，体现了他对个性与真情的重视，“须将道理就自己性情上发出，不可作议论说去”（《次王半山韵诗跋》）。其次，“性之所发而为情”，性情不仅包含感情，还包含个性、心性、气质和人格等。他在《批答张廷实诗笺》中讲：“欲学古人诗，先理会古人性情是如何，有此性情，方有此声口，只看程明道、邵康节诗，真天生温厚和乐，一种好性情也。”他推崇温厚和乐的儒者气象，在《与汪提举》中强调：“情性好，风韵自好；性情不真，亦难强说。”李贽“童心说”、公安派主张“师心”的取向与陈献章重自我、重真情的倾向一脉相承，并在晚明形成了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学思潮。

　　追求自然率意 呈现恬淡风貌

　　程朱理学主“敬”，故多敬畏；陈献章心学主“静”，故多洒脱。以程朱理学为宗的台阁体讲求庄重典正，章法严整，条理清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陶安之文“平正典实”，徐一夔之文“谨严有法度”，胡翰之文“得二吴（吴师道、吴莱）遗法”，皆称其整饬。钱谦益评价李东阳之文时说，“西涯之文，有伦有脊，不失台阁之体”（《书李文正公手书东祀略卷后》），称其说理透彻，逻辑缜密。与一般儒者以解经为务不同，陈献章不事著述，不迷信经典，甚至称“六经糟粕”“文辞粃糠”。他一改功利、守旧的学风，主张“真机活泼”，文章亦有洒脱气质，与台阁派、复古派异趣。

　　王世贞《书白沙集后》云：“陈公甫先生诗不入法，文不入体，又皆不入题。而其妙处，有超乎法与体与题之外者。”陈献章不拘泥于文法、文体与文题，却自有超妙处。如《味月亭序》体如小品，《跋沈氏新藏考亭真迹卷后》实为诗论。刘禺生指出，陈献章“为文主理而辅之以气，不拘拘古人之绳尺，自有以大过人者”（《陈献章传》）。陈献章反对“安排”、声律、对偶等束缚：“古文字好者，都不见安排之迹，一似信口说出，自然妙也”（《与张廷实主事》），“作者莫盛于唐，然已恨其拘声律、工对偶”（《夕惕斋诗集后序》）。他追求的是行文“法而不囿，肆而不流”（《书法》），自然而率意。例如，他的《处素记》通篇问答，看似随意却切合“处素”之题眼。陈献章的散文篇幅短小，不受体制文法拘束，章法灵活，行文自然，真情流露，具有明显的小品文特征，对晚明小品文的兴盛有先导之功。

　　明代前期的文章总体上雍容醇厚，文辞典雅。例如，四库馆臣评吴伯宗之文“雍容典雅”，宋濂之文“雍容浑穆”，宋讷之文“浑厚醇雅”，贝琼之文“冲融和雅，有一唱三叹之音”。陈献章之文与台阁之文不同，追求清新自然的文风。在文章语言上，陈献章推崇简易之风。他在《批答张廷实诗笺》中言：“大抵诗贵平易，洞达自然，含蓄不露，不以用意装缀，藏形伏影，如世间一种商度隐语，使人不可模索为工。”他的《杂诗序》和《无后论》等文及大量书信都写得明白晓畅，《禽兽说》和《大头虾说》等文更是不避俗语，看似随便，却如出水芙蓉般清新自然。陈献章批评门人的诗文说，“秉常亦每有新得，大抵辞气终欠自然。廷实乘快时有觕硬处”（《与张廷实主事》），主张辞气自然而不粗硬。梁启超在《儒家哲学》中谈陈献章的学术与文章：“他的学问……那种肃然自得的景象，与其谓之学者，毋宁谓为文学家。古代的陶渊明与之类似，文章相仿佛。”袁中道则称陈献章可“与造物者为友，而游于温和恬适之乡”（《赠东粤李封公序》）。其恬淡的精神发于诗文，语言平易通达，含而不露，辞气自然顺畅，呈现出清新平淡的风貌。

　　陈献章之后，明代文风屡变，而他正是改变明代文风的先驱。他倡导的重自我、重真情的文学观，对明代中后期文坛产生了重要影响，其在明代文学史上的贡献也需重新评价。

　　（本文系《广州大典》与广州历史文化研究项目“岭南三大文派研究”（2018GZB0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