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东亚的丝绸之路以中国东部为起点，向东抵达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在东亚诸国间发挥了重要作用。汉籍伴随着丝绸之路的不断拓展，成为东亚诸国交往交流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并通过遣唐使、海上贸易、僧侣交往等方式传播出去，为东亚日本本汉籍、高丽本汉籍的成熟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成为古代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辉煌一笔。

　　东亚丝绸之路与文化交流

　　东亚文化圈的中日、中朝文化交流源远流长，而汉籍是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早期的文化交流主要是中国对日本、朝鲜半岛的单向输出。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齐人徐市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西汉东方朔《海内十州记》、五代后周义楚《释氏六帖》等亦有相应记载。若是从这一年算起，中日文化交流至少已有2200余年的历史了。

　　丝路文明与东亚诸国的交流有陆上与海上两种途径，其中海上交往是主要的交流形式。春秋时期，中国与朝鲜半岛就通过海上路线进行贸易。隋唐时期，对外贸易的丝路更加清晰。《新唐书·地理志》详细记载了从山东半岛到朝鲜半岛的航线，据《新唐书·地理志》，唐朝时共有七条对外贸易的交通路线，其中海路只有两条。航线从登州港出发，经过渤海海峡，抵达旅顺口后再到鸭绿江，之后沿朝鲜半岛东南海岸南下后抵达日本。明清时期，贸易路线南移，宁波港、乍浦港等成为新的贸易中心。《长崎实录大成》：“当今上海、乍浦两地乃便利之处，各唐船往来共聚此地相互交易。”

　　由此可见，中国与东亚诸国的交流互动由来已久，东亚丝绸之路促进了各国之间的经贸文化交流，其中书籍交流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汉籍传入东亚的路径

　　汉籍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随着海上贸易的日趋繁荣而源源不断流向东亚诸国。汉籍的域外流布是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形式，对于探究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状况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其主要路径大致有以下四条。

　　一是经朝鲜抵达日本。因地缘因素和交通条件的限制，中日汉籍交流一度主要依靠朝鲜半岛。《古事记》“应神天皇”条：“（285年）天皇又科赐百济国：‘若有贤士者贡上！’故，受命以贡上人，有和迩吉师。此人携《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并十一卷而一同贡进。而此和迩吉师者，文首等祖。”《六国史》亦有类似记录。中国文化在朝鲜半岛的流播，使得百济常常派遣使臣、留学生来中国交流，由此中国典籍等随之流传至朝鲜半岛。《隋书·倭国传》：“新罗、百济皆以倭为大国，多珍物，并敬仰之，恒通使往来。”朝鲜半岛成为汉籍传入日本的重要渠道。

　　二是经过海上贸易传入东亚。北宋时期设置市舶司，大力推动海上贸易。中日、中朝官方民间贸易兴盛，据统计，北宋期间，宋商船赴日次数约为70次（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高丽遣使入宋16次，宋使出使高丽9次，其他宋代文人等前往高丽10次，此外宋商往来次数达58次，汉籍成为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长崎通商口岸成了汉籍源源不断进入日本的重要路径。大庭修对江户时期1714—1855年间的统计表明，中国入港船只共载书籍6630种、56844部。

　　三是通过遣唐使传入东亚。遣唐使是中日、中朝文化交流的重要力量，古濑津子《遣唐使眼里的中国》认为：“虽说遣唐使是外交使节，但实际上是按律令制度下的官府规模组建的一套有专职的政府机构。”遣唐使肩负着政治交往与文化交流的双重使命，以“多得文书宝物”为主要任务。《旧唐书·东夷传》：“所得赐赍，尽市文籍，泛海而归。”遣使的主要目的就是购求书籍，学习中国文化。889—897年间，藤原佐世奉敕编写的《日本国见在数目》，共收录唐及唐前古籍1568部、17209卷。到江户时代汉籍贸易更加繁盛，《得泰船笔语》船主朱柳桥所说的中国典籍“迩年以来，装至长崎已十之八九”，此说虽不可考，但可见当时汉籍入日之巨。

　　四是通过僧人传播。汉籍通过僧人传播从隋唐时就已经开始。据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遣唐使中名留青史的留学生仅有27名，而留学僧则多达92人。拜根兴研究认为，朝鲜也屡有僧人来访，新罗入唐求法的僧人达130人。804—806年，来唐僧侣空海（774—835）潜心搜集中国诗学资料，编成《文镜秘府论》。据平安时代的《经籍后传记》记载，推古天皇时期国家书籍不多，于是派遣大臣出使隋朝求购书籍。宋代时期，僧侣携书归国者亦不在少数，1211年，日本泉涌寺名僧俊芿归国时携带儒书256卷、律宗大小部文327卷、天台教观文字716卷等共计2013卷之多。可见，僧侣对汉籍传播的巨大贡献。

　　汉籍传入东亚的文化影响

　　汉籍传入东亚，使得日本、朝鲜文化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通过与汉文化的学习与碰撞，不断汲取汉文化的充足养分，将其融入自身的民族文化之中，进一步促进了东亚各国文化的交流与交融。

　　一是奠定了日本、朝鲜文化的基础。东亚文化圈通过丝绸之路等形式促进了汉籍的流布，汉籍的广泛流布促进了文化的交流、融合与认同，推动了东亚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日本、朝鲜通过明引、暗引、化用等方式，不断从中国典籍中汲取理性、采掇词华，从而内化为其文化基础。据《南史·夷貊传》，南朝宋顺帝升明二年（478），倭国遣使上表，表文中的“跋涉山川”出自《诗经·鄘风·载驰》“大夫跋涉，我心则忧”，《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跋涉山川”，“不遑宁处”出自《诗经·小雅·采薇》“不遑启居，猃狁之故”，旨在歌颂其先祖开疆辟土时不畏颠沛奔波的精神；“累叶朝宗”出自《诗经·小雅·沔水》“沔彼流水，朝宗于海”。604年，日本圣德太子（573—621）颁布了《十七条宪法》，其中的13条21款文字，取自《周易》《尚书》《左传》《论语》等典籍。朝鲜征引中国典籍的例子也屡见不鲜，如568年刻成《北汉山新罗真兴王巡狩碑》中的“修己以安百姓”引自《论语·宪问》，意在说明治国安邦的根本所在。日本、朝鲜对中国文化进行积极的摄取、接纳、消化，丰富了其文化的表达方式，奠定了汉籍域外传播的重要基础。

　　二是促进了东亚文化的交融。中日、中朝文化之间的交融伴随着交流进程的加快而不断发生急剧的变化，随着传统文化的不断“外流”，汉籍经过日本、朝鲜学者的翻印、改写、重写等，使其成为日本化、朝鲜化的中国学。其中具有重要影响的汉籍又通过贸易、文化交流的形式重新回到母体，对母体文化产生了新的影响，即“文化回流”。如山井鼎《七经孟子考文补遗》以毛氏汲古阁本《十三经注疏》为底本，以足利学校所藏古写本、足利学校活字印本、宋刻本为主校本，并参以元刊明修十行本、嘉靖李元阳刻本、万历北监刻本、唐宋石经、陆德明《经典释文》作为经注文字的校勘材料，是比勘诸本严谨搜集整理汇编而成的，特别是足利本是中国学者未能见到的珍稀资料，对于保存《左传》文献具有重要贡献。《七经孟子考文补遗》传入中国以来，受到乾嘉学者卢文弨、王鸣盛、阮元等人推崇，并被《四库全书》收录，成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佳话。

　　总之，东亚海上丝绸之路作为往返于日本、朝鲜的重要通道，在东亚诸国贸易与文化的交流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汉籍作为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通过遣唐使、贸易往来、僧侣交流等形式源源不断地传入日本、朝鲜。汉籍的广泛流布促进了文化的交流、融合与认同，推动了东亚文化的繁荣与发展。

　　（作者系浙江外国语学院中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