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近思录》文献本土化特色及意义
2024年03月06日 10:55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4年3月6日第2846期 作者:曹洁

  宋代新儒学在镰仓时代中期传入日本,在室町时代已占据统治地位,后逐渐成为其社会的儒学主流,在江户时代影响甚大。中土《近思录》文献至迟在江户时代初期已流布日本,中村惕斋说:“天下古今之书,莫贵于《六经》《四子》,而次焉者独有此篇。”

  日本《近思录》文献本土化路径

  钱穆以为“后人治宋代理学,无不首读《近思录》”。《近思录》文献流布日本后,被视为“圣学之阶梯、大道之标表”,得到了社会重视,其最便捷再生产便是刻印,如《近思录》日本有宽文十年寿文堂刻本,洛阳武村市兵卫、大坂武村佐兵卫刊本等。

  特别是朱熹嫡传者叶采的《近思录集解》(以下简称《集解》),也成为史上最受日本欢迎的注本,其印本甚多。据现存传本统计,其本土再造的《集解》系列版本约21种,占现存日本《近思录》系列文献的15%。在进行重刻或翻刻时,日本还对元末明初周公恕整理改造《集解》而成的《分类经进近思录集解》进行翻刻,如翻刻明代稽古斋刊本、重刻石渠堂本、八幡屋重兵卫改版本等。

  此类再造反映出他们对包蕴着朱子学术思想《近思录》文献的接受与崇敬,既解决了其社会对《近思录》文献的需求,也流露出他们对《集解》及其衍生本的钟情。

  日本《近思录》文献本土化的特色

  为普及中土传入的《近思录》文献,或为其再续生命,使之适应日本人的阅读习惯、文化环境,日本便采用多种手段对其进行本土化的深入建构。

  建构日文训点或译注本。由于日本精通汉文者较少,对汉文原版文献阅读有难度,于是他们便用本国语言系统来注释中国文言文,在汉文旁加注训读。从现存日本学者抄录或刻印《近思录》文献看,用日文训点的《近思录》文献较多,如《近思录》宽文十年山崎嘉日文训点本、安政三年刊本、会津藩刊本,以及叶采《集解》庆安元年风月宗知刊本等多刻有日文训点。

  日本学者注解时,或用日文直接书写或刊印,或保留《近思录》汉文,注文用日文。对这些注译本进行刊刻时,或设计刊印版式时,有其自身考量,如溪百年《近思录余师》天保十四年森本三书堂合刻本,将汉文、日文合为一体,用两截版编排。

  编撰注释本或集说。在日本江户、明治时期编撰的理学读本中,仿编《近思录》的文本极少,日本学者更侧重于稽考注释《近思录》《集解》。如贝原笃信对《近思录》各卷某章或某节,或叶采注文进行考释,撰成《近思录备考》。陈荣捷说其“引朱子及其他理学家甚长,亦附己见,为日本研究《近思录》标准之作”。又如宇都宫遯庵为了“下国远乡乏载籍者”能知晓北宋四子、朱子著述的精华,在叶采《集解》本基础上进行标注,撰成《鳌头近思录》。古贺朴等辑录朱熹、黄榦、叶采、李退溪、山崎闇斋、尾藤志尹等诸家论说,汇集于《近思录》相关语录之下并稍作解释,撰成《近思录集说》。

  编撰质疑注评本。对于叶采《集解》的异议,日本学者或指出其训诂考据的不足,如贝原笃信《近思录备考》;或认为叶采释义未尽,不能完全阐明《近思录》文理微旨,以致初学者有所困惑,泽田希博搜旁考,以师友之言论为佐证,直指叶氏注解的不精不详,间附己见,完成《近思录说略》;或将叶采注文删除,仅以白文的形态教导世人,高津泰说叶采“宜得朱子之意,而其注往往不满于人意,故我先儒闇斋山崎氏尽除之,单以白文行于世”,山崎嘉训点本便如此。

  编撰札记、讲义文本。日本学者围绕《近思录》文献进行讲解、札记,这种较高层次的本土化建设,融入了日本较多元素。他们在阅读时常札记自己的认知,或将自己的见解述诸笔端,如佐藤直方《近思录笔记》、宇井默斋《近思录笔记》、伊藤仁斋《读近思录钞》等;或用日文编撰文本,随后在明治时期及20世纪早期出现译注本,又如山崎道夫、饭岛忠夫、秋月胤继、汤浅幸孙等用日文译注《近思录》,加藤常贤、林泰辅用日文翻译《近思录》等。

  日本学者在给门人或学童讲解《近思录》文献时,自编或其门人依据先生讲义编纂了文本。如山崎闇斋《近思录讲义笔记》、刚庵独录《近思录讲义》、内藤耻叟《近思录讲义》、室鸠巢《近思录道体讲义》、佐藤一斋《近思录栏外书》、中井竹山《近思录说》等。

  为方便日本读者阅读研习,其本土化文本多加注日文训点,山崎嘉训点本即为代表。且日本学者还用日文对《近思录》进行训释,如溪百年《近思录余师》就是一部汉、日文合为一体的注本。此类本土化文献将《近思录》及其注本融合成本邦宣扬程朱之学文献的有机组成部分,助推了程朱之学更为广泛地在本邦传播。而且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日文训点本难以满足读者阅读需求时,又出现了较多的《近思录》日文译注本,即用日文抄录、撰写、译注《近思录》文献成为时尚。

  崇拜朱子学的中村惕斋以为叶采《集解》让“初学之士不能得致思之端而了其旨归”,又批评其不足,故抄录叶氏注解“难通之章,而各附录诸儒之说”,并增补注文,撰就《近思录钞说》。相较于朝鲜学者对待《集解》的疑惑,日本学者更是敢于质疑,甚至完全删除叶采注文,将其转化为一种新文本。

  学者讲读而形成的本土化文献又将“近思”之精蕴植于后学心田。以山崎嘉为代表的日本有识之士很注重《近思录》关于大体而切于日用的意蕴所在,在讲学过程中多乐于编纂讲义以助教学。现存讲义多是自己给后学讲解《近思录》文献的记录,随后不断积累而成。如佐藤一斋《近思录栏外书》、若林强斋门人整理抄录其师讲义《近思录师说讲义》。

  日本《近思录》文献本土化的学术意义

  日本进行的文献本土化建设,是在《近思录》文献基础上的升华与提炼。

  佐证了朱子理学在日本的传播和影响,促进了朱子学的本土化。日本重刻或翻刻《近思录》文献,反映出他们对朱子学术思想的接受与崇敬;依据自己的理解进行新注,建构有较浓本邦色彩的注本;喜欢加注日文训点,对读《近思录》、进升理学者发挥很好的导引作用。这些富有其民族特色、反映社会各阶层思想情态的文献,是《近思录》文献被日本社会消化、吸收、反馈的史实,已成为日本朱子学本土化发展的活见证。

  为朱子学在日本传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有助于推动东亚程朱之学的深入研究。现存用汉字或日文书写、刻印、注译的本土文献,已成为日本朱子学研究的重要历史文献,也是日本思想文化遗产的代表之一。尽管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脱亚入欧,但在此前,出于对代表先进、发达、文明程度较高的中国思想文化的推崇,日本多能主动接受《近思录》文献,且进行本土化建设,甚至在明治时期依然念念不忘反映优秀思想文化的《近思录》。他们对程朱之学的尊崇,所建构的本土化文献,不断充实着东亚理学文献的整体建设,成为东亚儒学史上丰厚思想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也有助于东亚儒学的研究。

  若将日本本土化文献与中国、朝鲜半岛的《近思录》文献置于同一时空维度审视,则发现史上东亚区域的睦邻友好、思想文化交互作用,对当今东亚思想文化的交流发展颇具借鉴意义。纵向上,这些文献勾勒出史上各国《近思录》文献产生、发展的轨迹,又反映出中国《近思录》文献在日本、朝鲜的生命再延续、内涵再丰满。横向上,考察这些本土化文献,有利于探寻史上东亚各国之间某些文献的源流异同。如果把史上东亚“《近思录》文献”视作一个有机整体,那么日本的本土化文献也是在为其注入新鲜血液、增补新的养料。

  史上以中国《近思录》为源头的东亚《近思录》文献建设,常常将中国理学家与朝鲜半岛、日本朱子学家的论说文字合编为一书,其本土化成果彼此相融,皆意在为求学者建构通向圣学的门径,故其共同价值就是东亚各国建构本土化文献的出发与归宿。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仿编《近思录》文献整理与研究”(20BZX059)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责任编辑:崔博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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