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新儒学在镰仓时代中期传入日本，在室町时代已占据统治地位，后逐渐成为其社会的儒学主流，在江户时代影响甚大。中土《近思录》文献至迟在江户时代初期已流布日本，中村惕斋说：“天下古今之书，莫贵于《六经》《四子》，而次焉者独有此篇。”

　　日本《近思录》文献本土化路径

　　钱穆以为“后人治宋代理学，无不首读《近思录》”。《近思录》文献流布日本后，被视为“圣学之阶梯、大道之标表”，得到了社会重视，其最便捷再生产便是刻印，如《近思录》日本有宽文十年寿文堂刻本，洛阳武村市兵卫、大坂武村佐兵卫刊本等。

　　特别是朱熹嫡传者叶采的《近思录集解》（以下简称《集解》），也成为史上最受日本欢迎的注本，其印本甚多。据现存传本统计，其本土再造的《集解》系列版本约21种，占现存日本《近思录》系列文献的15%。在进行重刻或翻刻时，日本还对元末明初周公恕整理改造《集解》而成的《分类经进近思录集解》进行翻刻，如翻刻明代稽古斋刊本、重刻石渠堂本、八幡屋重兵卫改版本等。

　　此类再造反映出他们对包蕴着朱子学术思想《近思录》文献的接受与崇敬，既解决了其社会对《近思录》文献的需求，也流露出他们对《集解》及其衍生本的钟情。

　　日本《近思录》文献本土化的特色

　　为普及中土传入的《近思录》文献，或为其再续生命，使之适应日本人的阅读习惯、文化环境，日本便采用多种手段对其进行本土化的深入建构。

　　建构日文训点或译注本。由于日本精通汉文者较少，对汉文原版文献阅读有难度，于是他们便用本国语言系统来注释中国文言文，在汉文旁加注训读。从现存日本学者抄录或刻印《近思录》文献看，用日文训点的《近思录》文献较多，如《近思录》宽文十年山崎嘉日文训点本、安政三年刊本、会津藩刊本，以及叶采《集解》庆安元年风月宗知刊本等多刻有日文训点。

　　日本学者注解时，或用日文直接书写或刊印，或保留《近思录》汉文，注文用日文。对这些注译本进行刊刻时，或设计刊印版式时，有其自身考量，如溪百年《近思录余师》天保十四年森本三书堂合刻本，将汉文、日文合为一体，用两截版编排。

　　编撰注释本或集说。在日本江户、明治时期编撰的理学读本中，仿编《近思录》的文本极少，日本学者更侧重于稽考注释《近思录》《集解》。如贝原笃信对《近思录》各卷某章或某节，或叶采注文进行考释，撰成《近思录备考》。陈荣捷说其“引朱子及其他理学家甚长，亦附己见，为日本研究《近思录》标准之作”。又如宇都宫遯庵为了“下国远乡乏载籍者”能知晓北宋四子、朱子著述的精华，在叶采《集解》本基础上进行标注，撰成《鳌头近思录》。古贺朴等辑录朱熹、黄榦、叶采、李退溪、山崎闇斋、尾藤志尹等诸家论说，汇集于《近思录》相关语录之下并稍作解释，撰成《近思录集说》。

　　编撰质疑注评本。对于叶采《集解》的异议，日本学者或指出其训诂考据的不足，如贝原笃信《近思录备考》；或认为叶采释义未尽，不能完全阐明《近思录》文理微旨，以致初学者有所困惑，泽田希博搜旁考，以师友之言论为佐证，直指叶氏注解的不精不详，间附己见，完成《近思录说略》；或将叶采注文删除，仅以白文的形态教导世人，高津泰说叶采“宜得朱子之意，而其注往往不满于人意，故我先儒闇斋山崎氏尽除之，单以白文行于世”，山崎嘉训点本便如此。

　　编撰札记、讲义文本。日本学者围绕《近思录》文献进行讲解、札记，这种较高层次的本土化建设，融入了日本较多元素。他们在阅读时常札记自己的认知，或将自己的见解述诸笔端，如佐藤直方《近思录笔记》、宇井默斋《近思录笔记》、伊藤仁斋《读近思录钞》等；或用日文编撰文本，随后在明治时期及20世纪早期出现译注本，又如山崎道夫、饭岛忠夫、秋月胤继、汤浅幸孙等用日文译注《近思录》，加藤常贤、林泰辅用日文翻译《近思录》等。

　　日本学者在给门人或学童讲解《近思录》文献时，自编或其门人依据先生讲义编纂了文本。如山崎闇斋《近思录讲义笔记》、刚庵独录《近思录讲义》、内藤耻叟《近思录讲义》、室鸠巢《近思录道体讲义》、佐藤一斋《近思录栏外书》、中井竹山《近思录说》等。

　　为方便日本读者阅读研习，其本土化文本多加注日文训点，山崎嘉训点本即为代表。且日本学者还用日文对《近思录》进行训释，如溪百年《近思录余师》就是一部汉、日文合为一体的注本。此类本土化文献将《近思录》及其注本融合成本邦宣扬程朱之学文献的有机组成部分，助推了程朱之学更为广泛地在本邦传播。而且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日文训点本难以满足读者阅读需求时，又出现了较多的《近思录》日文译注本，即用日文抄录、撰写、译注《近思录》文献成为时尚。

　　崇拜朱子学的中村惕斋以为叶采《集解》让“初学之士不能得致思之端而了其旨归”，又批评其不足，故抄录叶氏注解“难通之章，而各附录诸儒之说”，并增补注文，撰就《近思录钞说》。相较于朝鲜学者对待《集解》的疑惑，日本学者更是敢于质疑，甚至完全删除叶采注文，将其转化为一种新文本。

　　学者讲读而形成的本土化文献又将“近思”之精蕴植于后学心田。以山崎嘉为代表的日本有识之士很注重《近思录》关于大体而切于日用的意蕴所在，在讲学过程中多乐于编纂讲义以助教学。现存讲义多是自己给后学讲解《近思录》文献的记录，随后不断积累而成。如佐藤一斋《近思录栏外书》、若林强斋门人整理抄录其师讲义《近思录师说讲义》。

　　日本《近思录》文献本土化的学术意义

　　日本进行的文献本土化建设，是在《近思录》文献基础上的升华与提炼。

　　佐证了朱子理学在日本的传播和影响，促进了朱子学的本土化。日本重刻或翻刻《近思录》文献，反映出他们对朱子学术思想的接受与崇敬；依据自己的理解进行新注，建构有较浓本邦色彩的注本；喜欢加注日文训点，对读《近思录》、进升理学者发挥很好的导引作用。这些富有其民族特色、反映社会各阶层思想情态的文献，是《近思录》文献被日本社会消化、吸收、反馈的史实，已成为日本朱子学本土化发展的活见证。

　　为朱子学在日本传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有助于推动东亚程朱之学的深入研究。现存用汉字或日文书写、刻印、注译的本土文献，已成为日本朱子学研究的重要历史文献，也是日本思想文化遗产的代表之一。尽管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脱亚入欧，但在此前，出于对代表先进、发达、文明程度较高的中国思想文化的推崇，日本多能主动接受《近思录》文献，且进行本土化建设，甚至在明治时期依然念念不忘反映优秀思想文化的《近思录》。他们对程朱之学的尊崇，所建构的本土化文献，不断充实着东亚理学文献的整体建设，成为东亚儒学史上丰厚思想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也有助于东亚儒学的研究。

　　若将日本本土化文献与中国、朝鲜半岛的《近思录》文献置于同一时空维度审视，则发现史上东亚区域的睦邻友好、思想文化交互作用，对当今东亚思想文化的交流发展颇具借鉴意义。纵向上，这些文献勾勒出史上各国《近思录》文献产生、发展的轨迹，又反映出中国《近思录》文献在日本、朝鲜的生命再延续、内涵再丰满。横向上，考察这些本土化文献，有利于探寻史上东亚各国之间某些文献的源流异同。如果把史上东亚“《近思录》文献”视作一个有机整体，那么日本的本土化文献也是在为其注入新鲜血液、增补新的养料。

　　史上以中国《近思录》为源头的东亚《近思录》文献建设，常常将中国理学家与朝鲜半岛、日本朱子学家的论说文字合编为一书，其本土化成果彼此相融，皆意在为求学者建构通向圣学的门径，故其共同价值就是东亚各国建构本土化文献的出发与归宿。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仿编《近思录》文献整理与研究”（20BZX059）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