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中国历史上对外交流活跃的唐代，以“不拒众流，方为江海”的开放包容胸襟，与70多个国家通使交好、交流交往，促进了中华文化远播世界，也促进了各国物产、文化传入中国。唐朝初年，王玄策继玄奘游学天竺之后，四次奉命出使天竺，经丝绸之路请回了众多人和物，将大唐与周边国家的交流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

　　随着东西方交流愈加频繁，隋炀帝大业年间，已经与40多个西域国家往来，但并没有天竺。摩伽陀国王尸罗逸多（戒日王）召见玄奘后，于贞观十五年（641）遣使朝贡。唐太宗命李义表为正使、王玄策为副使，送使者归国。中西交通史家冯承钧先生在《历代求法翻经录》一书中提到：“顾玄策之出使，乃因玄奘西游，声畅五天，印度诸国遣使入贡。”

　　自贞观十七年（643）三月第一次出使天竺，至麟德二年（665）正月第四次出使返回，前后持续近22年，王玄策四使天竺，走西藏—印度路五次、陆上丝绸之路三次。西藏—印度路包括唐蕃古道、蕃尼古道，虽然最近且少险阻，但也要“东南入谷，经十三飞梯、十九栈道。又东南或西南，缘葛攀藤，野行四十余日”。而陆上丝绸之路最险远，玄奘曾“践流沙之浩浩，陟雪岭之巍巍，铁门巉险之途，热海波涛之路。始自长安神邑，终于王舍新城，中间所经五万余里”，来回走了十万里。王玄策不仅走了玄奘的十万里，还多走了八万余里，途中登飞梯栈道，缘葛攀藤，路途的险远可想而知。

　　据《佛祖统纪》载：“敕尉卫丞李义表、黄水县令王玄策使西域，游历百余国”，并不少于玄奘经过的110个国家。据有关史料看，王玄策足迹遍及天竺诸国、西域多地，曾途经丘兹国、大夏国、悉立国、东女国、吐蕃国等，到过北天竺的乌仗国、迦毕试国、泥婆罗国等。

　　跟随王玄策来到长安的人物有叛臣阿罗那顺、天竺方士那迩娑婆寐和天竺僧匠。据《旧唐书》记载，王玄策以右率府长史（正七品上）身份二使天竺，“会中天竺王尸罗逸多死，国中大乱，其臣那伏帝阿罗那顺篡立，乃尽发胡兵以拒玄策。玄策从骑三十人与胡御战，不敌，矢尽，悉被擒。胡并掠诸国贡献之物”。王玄策、蒋师仁无奈逃到吐蕃、泥婆罗，借步兵一千多人、骑兵七千人，大败中天竺。王玄策把阿罗那顺押到长安，唐太宗大为高兴，提拔王玄策为朝散大夫。王玄策还请来了“自言有长生之术”的天竺方士那迩娑婆寐，唐太宗命其制长生药。由于“西蕃胡国出石蜜，中国贵之”，所以，唐太宗派遣王玄策二使天竺取熬糖法。王玄策从摩诃菩提寺请来石蜜（蔗糖）匠两人、僧八人，造出的蔗糖“色味逾于西域所出者”，丰富了我国人民的饮食。据季羡林先生考证，“中国接过了这熬糖方法又加以提高，熬成了白糖，又传回到印度去”，提升了古代印度的熬糖工艺水平。

　　王玄策从天竺请来了一些圣物，主要有释迦牟尼成道像、佛足迹石图、佛顶骨等。贞观十九年二月十一日，王玄策听闻弥勒佛下天造释迦牟尼成道像、婆罗门兄弟所造高广大塔出现“天雨曼陀罗花”瑞象故事，“请诸僧众及此诸使人至诚殷请，累日行道忏悔，兼申来意，方得图画”。再由宋法智摹绘，“巧穷圣容，图写圣颜”，在长安引起了轰动，东都敬爱寺、龙门石窟宾阳南洞弥勒菩萨塑像也是以此图像为样塑成。贞观二十二年五月后，王玄策归国，带回了摹写的佛足迹石图。显庆五年（660）十月一日，摩诃菩提寺寺主戒龙为王玄策饯行，赠送礼物，“使人以下，各赠华十段，并食器，次申呈使献物龙珠等，具录大真珠八箱，象牙佛塔一，舍利宝塔一，佛印四”，这是汉文献中第一次提到天竺用“佛印”字眼。

　　王玄策带回了26个佛教故事，可分为佛传故事、因缘故事、史迹故事、譬喻故事四种类型。故事情节因神话化、离奇化、生活化而丰富多彩，蕴含了因果、无常、变形、感应、梦幻等故事母题，渗入了“一切皆苦”“三世因果”“众生无常”“涅盘寂静”等佛教观念。比如，第一次出使途中，王玄策、李义表一行经泥婆罗国，其国王那陵提婆热情招待，陪王玄策、李义表等人观赏阿耆婆沵水火池，“以物投之，即生烟焰，悬釜而炊，须臾而熟”，可能是产石油的地方，接着又讲，“曾经以杖刺著一金匮，令人挽出，一挽一深。相传云：此是弥勒佛当来成道天冠金，火龙防守之。此池火乃是火龙火也”，此故事在我国广为流传，莫高窟壁画也有所体现。这些佛教故事对于今天研究佛教史、中印交流史极为重要。

　　王玄策加强了大唐与吐蕃“金玉绮绣，问遗往来，道路相望，欢好不绝”的友好往来，使唐竺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交流得以继续，所以冯承钧先生说：“唐代西域十六都督府州之建置，西尽波斯，北抵康居，南达雪岭。而其声威遍印度者，王玄策西征摩伽陀国为其要因。”

　　身处中印文化交流鼎盛时期的唐代，王玄策带回的佛教故事，或被借鉴纳入《西国志》《旧唐书》等史书、佛籍、方志，或被《酉阳杂俎》《太平广记》等转录、改写、丰富，或被化入敦煌莫高窟壁画、甘肃炳灵寺造像等，比较深刻地融入了我国典籍文献库藏、文学空间、艺术世界之中。根据王玄策带来的佛足迹石图，长安普光寺刻佛足迹石，后来又流传到日本奈良药师寺。该寺佛足迹石上写有：“大唐使人王玄策，向中天竺鹿野园中，转法轮处，因见迹，得转写，搭（拓）是第一本。日本使人黄文（书）本实，向大唐国，于普光寺得转写，搭是第二本。”“方丈”一词，也因王玄策于贞观十九年在吠舍厘国维摩诘故居“以笏量之，止有一丈”得来，只是后来很多人只知道使用“方丈”一词而不知其来源，所以冯承钧先生感慨地说：“这就是辞典中‘方丈’一名的出处。王玄策的遗事相传至今的，只这一点，可是用这个名词的人，早已数典而忘祖了。”

　　在已知的20多年时间里，王玄策艰难地往来于大唐与天竺之间，贯通了西藏—印度路，几乎替代了两汉以来的陆上丝绸之路。尤其是之后几十年内，泥婆罗、天竺等国使者纷纷来唐朝贡，“以远夷各贡方物，其草木杂物有异于常者，诏所司详录焉……摩伽国献菩提树，一名波罗……伽毕国献郁金香，叶似麦门冬……泥婆罗国献波稜菜，类红蓝花……”郁金香、菩提树、波稜菜（菠菜）等先后输入我国，丰富了我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我国的荔枝、花生等也传入泥婆罗、天竺等国。至唐高宗时，出现了“五天竺皆来朝”的盛况，成为大唐、天竺友好往来的佳话。

　　作为中印交通的开拓者、大唐的外交使臣、对外交流的文明使者，王玄策促进了大唐与天竺、泥婆罗等周边国家的多方位交流交往。历史学家柳诒徵先生曾这样评价王玄策：“其功之最大者，在孑身至吐蕃，发其兵及泥婆罗兵，入中印度，擒其王。其于文字，则有山寺碑铭、《西国行传》。其于图画，则有《佛迹图》，至今犹留其孙本于日本。”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