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运河在世界运河史上有其独特的地位。中国开凿运河的历史十分悠久，可推至夏商周的上古时代。其延伸线路的长度、历经时间的跨度，以及工程实施的难度，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有学者认为，运河贯穿南北，连接古今，以运河为载体伴生的运河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历史悠久，但直到宋代，“运河”的说法才正式使用。资料显示，“运河”一词最早见于宋代欧阳修、宋祁等编的《新唐书·卷三十六》，之后一直沿用，成为水利、水运行业的规范用词。而在宋代之前，运河有多种称谓，其中包括渎、沟、渠、河、江、水等。2014年6月，多哈世界遗产大会通过了“中国大运河”项目，因为“大运河是世界上最长的、最古老的人工水道，也是工业革命前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土木工程项目，它促进了中国南北物资交流和领土的统一管辖，反映出中国人民高超的智慧、决心和勇气，以及东方文明在水利技术和管理能力方面的杰出成就”。
泰伯渎：相传中国最早的运河
相传中国最早的运河是无锡的泰伯渎。据《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公元前12世纪末，周部落首领长子泰伯为让位给其弟，从岐山周原“行三千里路”前往梅里（今无锡梅村）。“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太”通“泰”，“句”同“勾”）泰伯贤良厚道，深受当地人民拥戴，自号为勾吴，成为勾吴的第一位君主。泰伯在勾吴安顿后，引入了北方的农耕技术。为进一步发展农业，泰伯带领民众兴修水利，开凿了连接太湖漕河的“伯渎河”，即泰伯渎，流经坊前、梅村、荡口直至漕湖，全长四十余千米，进一步促进了当地的农业发展。
有关泰伯渎的文献记载，最早见于北宋初乐史所撰《太平寰宇记》：“泰伯渎。西带官河，东连范蠡渎，入苏州界。”《新唐书·地理志五》在无锡县记：“南五里有泰伯渎，东连蠡湖，亦元和八年孟简所开。”南宋《咸淳毗陵志》记“太伯渎在县东南五里，西枕运河东达蠡湖，孟简尝浚导，袤六十七里广十有二丈”。元《无锡志》记载“此渎始开于太伯，所以备民之旱涝，民德太伯，故名其渎，以示不忘。渎上至今有泰伯庙”。明代王鏊在《泰伯庙碑记》中说：“又考泰伯在邑，不独筑城，间尝濬渎，历景云、泰伯、梅李、随庆四乡，东入蠡湖，长八十七里，广十有二丈，即今所谓伯渎是也。”清《梅里志》称泰伯渎“盖农田灌溉之通渠，亦苏锡往来之通道也”。
近代著名水利学专家武同举认为，泰伯渎是中国最古老的运河。新中国成立后，无锡地方政府对泰伯渎组织了多次疏浚和整修，今日的泰伯渎实测约20千米，与此前的记载有不少出入，反映出泰伯渎在数千年中的沧桑变化。
灵渠：世界古代水利建筑的明珠
灵渠位于广西兴安县的南岭山脉，始建于秦代。它贯通了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形成了一个南北水上通道。它的开凿，使秦始皇统一岭南成为可能，不仅加强了中原和岭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也在促进民族融合和巩固国家统一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秦代以前，岭南地区一度被称为“徼外之地”。《淮南子·人间训》记载，公元前219年，秦始皇派屠睢率大军向南进发，但由于岭南地区地形复杂，不仅山高路险，而且河道纵横，阻碍了南下秦军的攻势。公元前217年，秦始皇“使监禄无以转饷，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以与越人战”。灵渠的开凿，不仅成就了秦始皇统一大业，也大幅拓展了中国的陆海疆域，奠定了中国版图的基本格局。
灵渠建成后，成为连接中原和岭南的重要商贸通道。随着隋唐大运河的开通，岭南地区的商船经漓江、灵渠、湘江、长江、大运河可直达长安。明代徐霞客曾在《粤西游日记》中记载灵渠“巨舫鳞次”的景象。此外，灵渠还发挥灌溉农田的重要作用，“穿渠灌溉，以利其民”（《后汉书·马援列传》）。唐初因人口不断增加，土地被大量开垦，灵渠的灌溉作用日益凸显。自开凿之后，历朝历代都非常重视对灵渠的使用和维护。东汉建武十七年（41年），马援续修灵渠。唐敬宗宝历元年（825），观察使李渤重修灵渠。
灵渠的工程设计复杂而精妙，主要工程包括铧嘴、大小天平、陡门、南渠、北渠、秦堤等。铧嘴后接南北两渠，构成人字形分水堤。其中南渠向西汇入漓江，北渠则向北重回湘江。由于河段水浅、流急、滩陡，船只航行不畅，智慧的古代工匠设计了陡门调节水位。唐咸通九年（868），桂州防御使鱼孟威对灵渠进行大规模修整时，把陡门增加到十八重，使配套工程更趋完善。北宋嘉祐四年（1059），灵渠得到修整，形成一个“深不数尺，广可二丈，足泛千斛之舟”的航道。宋代周去非《岭外答》曾记，“每舟入一斗门，则复闸之，俟水积而舟以渐进”。当代水利史专家郑连第认为，灵渠的陡门为船闸先导，是世界上最早的船闸通航工程。1986年11月，世界大坝委员会考察灵渠后，称其为“世界古代水利建筑的明珠，陡门是世界船闸之父”。范文澜对此也颇为赞叹，认为“二千年前有这样灵巧的工程，号称灵渠，确实名实相符”。
作为世界遗产的中国大运河
中国大运河堪称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大运河肇始于春秋时期，经隋、唐、宋、元、明、清修整完善，重光于今日，沟通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五大水系，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民族融合统一、社会进步和文化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大运河主要由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与浙东运河构成，全长约2700千米，绵延三千年，堪称世界运河的里程碑。
隋唐大运河。隋唐大运河始建于隋炀帝大业元年（605）。隋炀帝即位后组织大规模开凿运河，是与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分不开的。政治上，隋朝承袭了北魏—西魏—北周的政治系统，南征陈朝后才统一全国， 政治根基不够牢固。经济上，晋朝衣冠南渡后，经济中心随之南移， 南方社会稳定、民众富庶，与战乱频仍、民众流离的北方形成鲜明对比。开凿隋唐大运河，既可加强对南方的统治，也使南方的物资源源不断地流向北方，有利于政治和社会的稳定。唐朝建立后对大运河继续进行疏浚、修整和开凿。隋唐大运河的开通为南北政治文化统一创造了条件，维护了大一统的政治局面。
京杭大运河。京杭大运河北起北京，南到杭州，流经北京、河北、天津、山东、江苏和浙江六省市，全长1794千米，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京杭大运河修建于元朝。元定都北京后，政治中心向北转移，但国家赖以生存的粮食依然靠南方供应。基于此，元世祖忽必烈主持开凿了济州河、会通河、通惠河等，最终形成了元代的京杭大运河。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后，运河由江苏一路向北，经山东抵达北京，航程比绕经隋唐大运河缩短了约900千米。至此，现代意义上的京杭大运河得以形成。
明清两朝中央政府重视大运河的漕运，不仅对元朝大运河进行疏通和扩建，还设置漕运总督和河道总督，以加强对运河漕运和运河水利的管理。通过历代地方政府的治理和改造，京杭大运河完美地发挥了南北大水道的作用。
浙东运河。浙东运河又名杭甬运河，位于浙江省境内，起源于春秋越国的“山阴故水道”。山阴故水道开凿后，沟通了越国重要的地点，客观上成就了越王勾践的春秋霸业。西晋时开凿了浙东运河西段即今西兴至绍兴城段，后与鉴湖、姚江、甬江的自然水道连通。这条人工水道，开始时仅作为农田灌溉之用，后来扩大到以航运为主。晋至唐时期，浙东运河的航运能力逐渐壮大，地方志中留有唐中叶观察使孟简主持修建运道塘的记载。南宋时浙东运河进入全盛期。浙东运河在历史上曾经繁荣一时，不仅起到了灌溉和调蓄作用，其航运和漕运的核心功能也得到了发挥，带动了沿岸城市的兴旺繁荣。
此外，浙东运河东段宁波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陆地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在此得以衔接，不仅加强了南北联系，对世界文化交流和经济发展也起到了促进作用。
正如学者所说，纵观中华五千多年的文明史，运河对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和巩固，中华文明域内各区域不同文明的融合和包容，以及中华文明和域外文明的吸纳和交流都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浙东运河文化园考察时强调，大运河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是十分宝贵的文化遗产。大运河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在保护、传承、利用上下功夫，让古老大运河焕发时代新风貌。这一重要论述对于新时代大运河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指导价值。保护大运河及其相关的运河文化，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应有之义。
（作者系湖南省中国传统文化与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