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以前，日本尚处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时期，医学比较落后。5世纪，中医经朝鲜传入日本。414年，一名朝鲜医生来到日本，拜见了当时的天皇，他有可能是首位将中医介绍到日本的朝鲜人。458年，另一位朝鲜医生抵达大阪，其医术代代相传。同时，大和国派人赴朝鲜学医。不久，佛教传入日本，日朝关系加强。在佛教典籍传入日本之时，中医及相关医书也传入日本。大和国还出现了专业医官，最初由“归化”的、会治病的朝鲜人担任。钦明天皇（539—571年在位）统治时期，朝廷征召不少巫医，他们既交通鬼神，又兼及医药（中医）。《素问》在日本飞鸟时代至奈良时代（6—8世纪）传入日本，成为日本汉方医学中生理学、病理学和针灸理论的基础。561年，中国医学家、佛教徒知聪，携《神农本草经》《脉经》《明堂图》与佛经等164卷，赴朝鲜传授医学、佛经等。约一年后又应日本人之邀，再赴日本传授医学与佛经。日本针灸医学也与其汉方医学一样，渊源于中医。日本人于500年从中国得到《肘后方》，其中就有针灸内容。552年，中国赠给日本钦明天皇一套《针经》。
日本特色汉方医学初步形成
隋唐时期（6世纪以后），中日加强交流，佛教、中医等中华文化深入传播到日本，直到中世纪末，日本几乎是全盘接受中医，没有太大改动。鉴真抵达日本后，除讲律授戒外，还给人开方治病。当时各种中药已经传入日本，但是日本人对药物的真伪、规格、好坏无法判别，所以经常误用，造成医疗事故。鉴真无法用眼看，就凭着嗅、味、触觉进行鉴别，把以往出现的错误纠正过来。此外，他还传授了药物的收藏、炮制、调配、使用等方面的知识，因此被日本医学界奉为始祖。直到江户时代，日本药店的药袋上还印有鉴真肖像，其许多药方也成为日本传统医学的宝贵遗产。
大化改新后，日本全面模仿中国（唐朝）。701年，朝廷发布《大宝律令》，其中规定朝廷仿唐制的太常寺太医署，设立典药寮，引进中国的医疗制度。其中有头、助、允、属四种官职，各设一人。另外还有各种教员、学生加以辅助，分别为医师10人、医生40人、医博士1人、针博士1人、按摩师2人、按摩生10人、按摩博士1人。还有专门祛除身体邪气的（带宗教性质）咒禁师2人、咒禁生6人，典药寮共有职员134人。另外，皇室设内廷医疗机构，称内药司。长官分别为正、佑、令史各一人。后来，又设侍医4人（补充人手），内药司总共有61人。896年，内药司被废，其人员被并入典药寮。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官方还专门设立药园师一职。其职责有：令药户到处采摘草药；管理药园，包括地黄园、枸杞园、茶园等。大化改新后，氏族出生的子弟有资格被培养成医官，他们称四色生；另外，庶族出生的学生成为医生、针生，他们从（官阶）八位以上官员的子弟中选出，年龄必须在13—16岁之间。四色生入学后，要学习中国的经典医书，包括《本草经集注》《新修本草》《脉决》《黄帝明堂经》《黄帝内经》《甲乙经》等。医生学习《小品方》《集验方》等，针生学习《偃侧图》《张氏赤乌神针经》等；757年以后，针生还要学习《鬼遗方》。当时，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只有贵族子弟才有资格学习中医。民间虽然有僧侣实践中医，但他们能够获得的资料相对较少，系统化的理论知识不正规。
隋唐时期，日本模仿中国，将中医简单化和标准化，形成有日本特色的汉方医学。在日本发展汉方医学的难处是不便获得各种药材。很多药用植物在日本种不活，因此大量药材需要从海外输入。奈良的东大寺正仓院至今保留有756年圣武天皇时期的中药典，其记载的60种中药基本从中国运来，还有一些药材并非产自中国，而是来自东南亚或西亚，表明中日医学交流已经超出东亚范围。恒武天皇（781—806年在位）统治时期，日本人和气广世著有药书《药经太素》两卷，列举254种中药材。醍醐天皇（897—930年在位）时期，深根辅仁著有《本草和名》两卷，向日本人介绍了更多中药材及药方。
汉方医书大量传播
宋元时期（大概相当于日本的镰仓、室町幕府时期，10—14世纪），中日交通有所发展，海上交流更加活跃。同时，中国的活字印刷术发展起来，更多中医医书得以传入日本，日本传统医学继续发展。《平家物语》中的“医师问答”提及，日本人多次邀请宋朝名医东渡看病。
到镰仓幕府时期，以典药寮为中心的国家医疗体制有所衰退，大化改新的相关医疗变革未能被继承下来。其原因有：医官均为世袭，官职被权贵子弟垄断；民间优秀的医生无法得到重视；地方大名的势力增强，希望摆脱中央对医疗系统的垄断，于是支持地方医生。
直到10世纪末，日本的医书都来自中国，作者都是中国人。982年（另说984年），丹波康赖写成日本最早的医书（日文），是其传统医学取得突破的标志。其实，他的著作《医心方》主要参考唐代医书，内容涵盖针灸、肠胃病、皮肤病、眼疾、耳疾、牙痛等，还介绍一些中草药。这样看来，其中核心思想仍然来自中医典籍，只是按照日本人的习惯思维整理出来，易于理解，这对普及中医（汉方医学）具有特殊意义。
进入明朝（14世纪以后），中医（药）学取得长足进步，同时中日交流加强。当时，日本禅宗与中国僧侣往来频繁，日僧带走不少学术经典，除了有中国医药典，还有印度、波斯医书。日本《风土记》云：“论五经则重《书》《礼》而忽《诗》《易》《春秋》，论四书则重《论语》《学》《庸》而恶《孟子》。又重佛经而无道经，若见古医书则必买，该重医故也。是知此时入元明学医之人，当属不少也。”1369年，日本医生竹田昌庆赴明学医，师从明朝道士金翁。10年后（1378年），金翁传授牛黄丹秘方，将女儿嫁给竹田。1487年，日本人田代三喜赴华，学习金、元朝李东桓、朱丹溪的医学知识。12年后学成归国，其声望名震东国一带，称“古河的三喜”。由于田代三喜将中国李、朱医学引入日本，遂被日本人视为后世派创始人。16世纪，中国李、朱医学流行于日本。后世派在著书立说时，习惯在方剂之后加上个人理解，并引经据典，包括《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等，遂又称“溯宗派”，意即“追本溯源的中医”“正宗的中医”。
《伤寒论》约于平安时代（9—12世纪）传入日本，直到江户时代中期（17—18世纪）才开始受到重视。由于《伤寒论》比金元四大家的理论更早传入日本，所以被称为“古方”。古方派提倡医学复古论，推崇张仲景时代的古医学，笃行《伤寒论》。该派不主张太过复杂的医学理论，强调阴阳五行及临床评价。吉益东洞为古方派代表人物。他崇敬古代医学家扁鹊，提出万病一毒理论，认为凡病虽千状万态，悉归一毒，治疗则以毒药攻之而已。其思想引导了汉方医学注重实效的发展方向。
到日本战国时期（明中后期），大名们大力推动了临床医学、藩国医药学的发展，其原因有：地方诸侯试图摆脱幕府对医学、药剂及人才的垄断；日本战乱不断，能治病疗伤的医生成为藩国保持实力、进而发展壮大的关键人物。丰臣秀吉掌握全国大权后，开始实行藩（番）医制度，其核心机构为施药院，这是日本政权再次走向垄断的表现。藩医制度大致如下：丰臣秀吉掌握全国政权，包括医疗。他设立施药院，由侍医掌管。同时，秀吉亦承认京都奉行掌管全国藩医，但其权力受其节制。然后，地方设藩医制度，受中央监督管理。后来，施药院逐渐垄断全国医疗体制。
汉方中药广泛应用
当时，由于战乱不断，（军队）医药学发展得较快。战国大名武田信玄的医官曾指出，军队医疗重点防范流行病扩散，防止腹泻、疟疾和热气（流感）的传播。其经常使用的中药有丁香皮、白芷、大黄、地黄、车前子、蓖麻子（唐胡麻），起到排脓、净血、止血、消炎、利尿、镇痛、解热、健胃、补血等功效。那时，日本还兴起金创（疮）医术。金疮药为外用急救药，主要功效是止血。除了外敷，伤者还需内服中药，其方剂中出现的主要药材有人参、沉香、川芎、芍药、当归、槟榔子、薄荷等。另外，各流派制作金疮药的方法也有不同，比如吉益流习惯用栗木皮、鹿角制金疮药；永井流用蛇骨、蛤贝、鹿角、乌贼壳、蛇皮、阿仙药、麻油制药。板仓流的金疮药称白药；藏贯流的称三国一；神保流的称琥珀散；板坂流的称二圣散；大野流的称安中散；曾我流的称九色散；圆都流的称弘白散；大塚流的称安平散。其时，日本民间亦流行制作家传常备药（成药）。这些药品源自京都临济宗大德寺派的大本山制剂法，因此又称寺院家传药，所需药材有白姜蚕、苏香油、安息香、诃子、没药等。战国初期（1480年），一条兼良在其著作《尺素往来》中记载了多种家传常备药，比如有苏合（香）丹、至宝丹、脑麝丹、沉麝丹、牛黄丹、麝香丸、兔系子丹、阿伽陀药、丰心丹、香苏散、嘉苏散、肾气丸等。
至战国、江户时期，日本针灸医学除了继承中国针灸医学的某些特点外，还发展了独特的诊断手段和治疗方法，京都的御园意斋创用了“打针术”。其虽然失去了中国针术进针等多种特色，但在普及针术方面起到了作用。
16世纪起，葡萄牙人抵日贸易，耶稣会在日本传播基督教，“南蛮（西方）医学”被介绍到日本。德川幕府中期（18世纪），由于荷兰人在长崎出岛建立商馆，日本兴起“兰学”，日本人进一步了解西医。此时，古方派有后辈更加重视方药疗效，吸收对临床有帮助的医学知识（包括西医），这些学者被称为折中派。华冈青州（1760—1835）为此派代表人物，他不但研究汉方医学各派的异同，还探索荷兰医学（西医）与汉方医学的异同。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全面引入西方制度，包括西医的体系及制度，并轻视和限制传统的汉方医学。黄遵宪曾提到，“维新之后别设医学馆，东京大学医学与法、理、文上学并尊，然其术颇兼西法矣”。虽然在日本仍有一些人坚持继续研修传播汉方医学，但其重点已经转移到开发使用汉方药上，日本汉方医学逐渐演变成“轻医重药”的现状。
（作者系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