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正式提出以来，“新质生产力”这个令人耳目一新的词汇，迅速引发国内外学界与媒体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步履蹒跚的背景之下，作为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新术语、生产要素优化的新路径，新质生产力被视为中国政府为适应中国经济新形势与新条件而推出的新战略。为从世界与中国的角度解读新质生产力提出的时代背景与战略意义，结合经济发展实际对新质生产力进行学术分析，本报记者近日采访了马来西亚霹雳州研究院荣誉研究员班恩·纳嘎拉（Bunn Nagara）。纳嘎拉认为，新质生产力形态与模式的推广与应用，不仅将助力中国实现2024年GDP增长5%左右的预期目标，也将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福祉，从而为全球经济复苏带来动力。

　　推动中国经济未来增长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新质生产力”成为一个关键词。从世界与中国的视角看，中国政府为何如此重视新质生产力？

　　纳嘎拉：各个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都会将自己的生产力和经济发展到最大限度，中国也不例外。自1978年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中国一直致力于革新生产力，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以实现其设定的经济发展目标。当前，中国意识到，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背景之下，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需要更崭新、更强大的生产力组合。为此，中国需要强调总体技术创新以及特定行业的技术创新，这将涉及更多的技术使用，如人工智能、机器人应用以及更好的数据质量。

　　这些不仅构成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方面，也构成中国经济发展保持全球领先地位的关键因素。如今，当几乎所有其他工业化国家都在追求技术革新时，中国深刻认识到，须将此作为在一个竞争日益激烈的全球化世界中保持竞争力的核心要求。毫无疑问，新质生产力将在巩固中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推动中国经济未来增长中发挥重要作用。

　　到目前为止，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级政府在经济领域的表现无疑是令人满意的。鉴于一些西方国家给中国经济增长和发展带来的挑战越来越大，通往现代化之路的中国依然有很多工作要完成。

　　由于中国企业货物出口额在中国出口总值中所占的比重持续提升，新质生产力的推出对当前的中国而言格外重要。过去，中国企业货物出口额占中国出口总值的比例不高，这一比例现在已明显提升。在中国强调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之下，发展新质生产力相关的国家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将会愈加显著，也愈加有意义。

　　催生更新的生产方式

　　《中国社会科学报》：新质生产力是一种有别于传统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主的生产力。事实上，人类文明的每一步都伴随着生产力的进步，例如，瓦特对蒸汽机的改进点燃了工业革命的导火索。从人类科技发展的历史看，如何评价新质生产力？

　　纳嘎拉：中国提出的新质生产力将成为当今工业生产和经济发展领域的一个新名词。通过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新质生产力可以帮助企业降低成本、增加利润，也有助于企业更有效地利用生产要素，提高管理技能水平，实现工业部门精简和改善生产的目的，还可以提高教育和培训水平，从而提高各个行业的人力资源质量。对于中国政府而言，将新质生产力作为一种优化的方法来促进高质量发展，并将其应用于现代化相关决策，无疑是明智之举。

　　事实上，在人类技术以及在工业应用的发展进程中，一直存在着对生产率定量和定性贡献的讨论。这些讨论包括如何增加现有生产要素的数量投入，例如土地等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本、知识的数量投入等；定性投入则指更加精细或更为改良化的生产要素，例如工人更精湛的专业技能、更出色的管理能力和更精确的数据统计。

　　改善现有的生产要素可能意味着新生产方式的诞生，而这些新生产方式将进一步催生更新的生产方式。例如，机械化催生了自动化，而自动化催生了云计算。然后，云计算作为一个新的生产方式促进了人工智能的产生，传统人工智能又进一步发展为生成式人工智能。因此，以创新为导向改善现有的技术基础设施将带来更高水平的增值能力。

　　以上整个过程通常是无缝进行，很少有从一个技术级别突然跳到下一个技术级别的情况，从一种已经成熟的技术瞬时飞跃到另一种更先进技术的情况很少发生。纵观人类发展史，技术不断进步，但并不总是一帆风顺。今天，现代科学的工作方式通常是缓慢而稳定的，因为需要经历一个理性的过程，也需要进行实验、观察、检查、证据和同行评议。

　　到目前为止，中国经济在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方面所取得的进展令人鼓舞，中国拥有一流的电信技术、新能源汽车和高铁系统。新质生产力正式提出以后，可以预见的是，中国将在包括绿色能源、空间探索、微芯片设计等工业生产的前沿方面取得更为卓越的成就。

　　通过发展维护国家安全利益

　　《中国社会科学报》：学术界认为，在世界面临全球经济复苏乏力、中国经济面临内外挑战、美国通过出口限制对华发动贸易战和科技战的局势下，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有着特殊的时代背景与战略意义。您对此如何分析？

　　纳嘎拉：作为一位富于理性与智慧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主席的做法是对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国际形势与特定情况自然、敏锐且合乎逻辑的判断。对中国而言，今天的国际形势显然是不够理想的，其中一些不利状况也是中国难以控制的。

　　今天，美国正在领导一场专门针对中国而发起、意欲遏制中国崛起的西方舆论战。除了一些舆论手段，还包括经济遏制、贸易制裁、技术管制，并制造国际分歧等。当前，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华“脱钩”和“去风险”战略仍在持续。在此背景下，中国的一些防御措施是可以预见并且完全合乎国际法规定的。在这一背景下，新质生产力的提出表明，中国尤其注重在政策制定和工业生产方面进行创新，以避免和减轻来自西方的负面影响。

　　当多个行业现有的全球供应链受到以中国为最终目标的西方攻击时，维护国家安全利益与国际秩序显得尤为重要。中国完全有理由采取相应的反补贴措施以保护国内产业。难能可贵的是，中国正在尽己所能促使每一个令人担忧的国际情形有所好转，至少是得到控制。中国认识到，不应通过过激的行动让事态升级，比如发起错误、偏颇的回应，这将带来更多的陷阱。这种回应方式尽管可能暂时会使中国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得以改善，但也可能使之恶化，因此在制定政策时需要非常谨慎。

　　外交永远是一把钥匙，需要足够耐心、细致、周全的政策投入和官方关注。外交的失败会引发国际冲突，这种冲突的结局将是损失最少的一方被宣布为获胜者。然而，从长远而言，这不会使任何一方受益，反而会使各方陷入困境和不平等局面。

　　并非忽视或放弃传统产业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要素成本上升、资源约束趋紧等大背景下，传统产业的比较优势逐步消失。如何看待靠技术创新、要素创新等催生出的新质生产力与传统产业之间的关系？

　　纳嘎拉：产业转型升级需要不断推进，这是由工业发展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行业经营者与管理者需要了解市场最新的需求和随时发生的变化。那么，重点就在于一个行业的经营者与管理者如何处理好市场这一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的场所，并使市场状况往自身所希望的方向发展。

　　我认为，对于中国传统产业的生存现状需要进行详细分析。实际上，并非所有传统产业的比较优势都在消失。有些可能只是看起来像是消失了，而事实上只是在以“冬眠”或其他某种方式改变了其所拥有的外观。

　　在全球市场正在迅速变化的今天，对市场适应得较为缓慢的国家可能会受到更大的影响。需要提及的是，在一些西方国家对华贸易战和科技战已威胁到国际经济秩序的情况下，中国的传统产业需要得到持续关注。一些中国传统产业的比较优势正在被忽视或被西方恶意的对抗性设计所侵蚀。习近平主席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新老产业不应相互排斥，也不应相互冲突，双方之间的协同效应可以被重新探索并充分利用。

　　《中国社会科学报》：物质技术因素催生了新质生产力，那么，文化因素与新质生产力有何关系？

　　纳嘎拉：毫无疑问，生产力对人类文明的物质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不是推动人类文明向前发展的唯一因素。物质利益本身并不是人生的唯一目的，只是达到更高生活水平的一种手段。与此相比，一个更高的普遍目标是让社会成员体验到更高质量的生活。这包括良好的健康状况、健全的医疗体系、充分的教育机会、丰富的人生选择、出色的职业前景、平和的心态和可持续的社会繁荣。

　　与此同时，与追求社会凝聚力和民族团结相关的价值观、原则和理想也至关重要。经济发展本身无法孤立地走太远，需要与更高远的国家利益等非物质因素共同进步。物质和非物质之间存在一种互惠关系，两者互为补充、相得益彰，从而使生产率得到最大程度的优化。例如，良好的教育程度、良好的道德行为和高标准的社会责任可以在无形中促进一个国家的工业生产力与经济制度进步。

　　假若一个社会仅从高生产力中获得物质利益，而没有充分的教育或道德进步作为保障，就可能产生自我毁灭的倾向，如腐败和其他形式的违法犯罪行为。对于任何一个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而言，需要一套诸多领域齐头并进、均衡发展的方法论，因为不均衡往往会导致整体发展的扭曲。只有采取平衡、反思、规范、开放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才能维持高生产力的活力。中国领导层无疑对此有着深刻认知。

　　产生深远长久的效益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长远看，发展新质生产力也面临着一些制约因素，您如何看待它的发展前景？

　　纳嘎拉：对中国经济而言，新质生产力在一定程度上是全新的概念。西方国家的一些观察人士宣称，这一概念的未来前景仍不明朗，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在贯彻与执行过程中，一些市场主体对其缺乏足够的理解认识以及相关经验。或者，一些利益相关者出于个人利益或其他因素，依然坚持守旧的生产因素和生产方式。另一些分析人士表示，新质生产力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潜力究竟有多大仍有待观察，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央政府通过各地方政府以及全体公共和民营机构相关层面对这一概念在政策层面的落实情况。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如今的中国经济正坚定地走在“提质创优”的大道上，朝着自己所设定的新目标昂扬向前。面对可能遇到的一些不利情况，需要强有力的领导层将所有相关的市场参与者凝心聚力，打造一支目标明晰、勇于创新的团队，通过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作出应有贡献。我坚信，无论何时，中国政府无疑具备解决这些障碍与制约因素的强大能力。历史上中国经济一次次渡过难关、实现飞跃，都证明了这一点。

　　中国提出的新质生产力这一术语也具有深远的全球意义，其形态与模式可以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所借鉴，从而帮助这些国家在以更小成本获得更大产业效益的同时保持作为主权国家的经济自主性。这有助于他们实现更广泛意义上的自力更生，以避免在一些发展领域过度依赖西方国家。

　　对于一种先进生产力形态，其运作有效性至关重要。成功的治理意味着以有效、协同的方式协调不同行业的参与者及其多样化利益，从而使之为更大的利益即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服务。我深信，新质生产力将通过其创造的新产业、新模式与新动能，成为中国实现设定的2024年GDP增速5%左右目标的新动力，所带来的全方位优势也将体现在国家治理的其他方面，而不仅仅是GDP的增速上。

　　从长远来看，新质生产力及其相关政策将产生更为深远长久的效益，这些效益并非仅显现在未来几年，而将持续几十年甚至更久。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性将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加显著，也需在当下就得到应用，因为“瓜熟蒂落”需要时间。可以预见的是，许多未采取类似生产力改进措施或行动过慢的国家将在当前和未来的发展周期中进一步落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