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是中华文明最典型的代表之一。中国是最早养蚕缫丝的国家，河南荥阳青台仰韶时期遗址第七文化层的W164瓮棺葬中出土的距今约5500年的碳化丝麻织物残片，浙江钱山漾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距今约4700年的丝织品，均为关键性考古学证据。

　　中国丝绸的西传要晚至战国中晚期。俄罗斯南西伯利亚巴泽雷克墓地出土数件距今约2300年、具有楚国风格的丝绸制品，表明此时中国丝绸已经开始沿欧亚草原向西传至斯基泰人生活的区域。距此约200年前，希腊人已经在黑海北岸建立了多个贸易据点，大量地中海商品输入斯基泰地区。希腊人可能在这个时候已经接触到来自中国的文化元素。因为南乌拉尔地区出土一件公元前4世纪的中国战国四山纹铜镜，其地非常接近黑海—里海北岸的希腊人活动区域，不排除有中国丝绸一并输入的可能。但由于欧亚草原、中亚北部地区的商道掌握在斯基泰等游牧民族手中，以及印度洋航海条件的限制，无论是希罗多德时代，还是亚历山大开启的希腊化时代，连接中国与欧洲文明的草原丝绸之路或海上航线均未能真正形成。

　　从公元前1世纪下半叶开始，“赛里斯”（Seres）这个名词开始频繁出现在西方地理学语境中，其内涵与东方和丝绸紧密相连。对其较早的系统论述来自古希腊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斯特拉博。

　　斯特拉博《古典名著选》记载，“印度地势呈菱形，其北端是高加索山脉，从亚洲一直延伸到它最东方的边缘，这一山脉把北部的塞种人、斯基泰人和赛里斯人同南部的印度人分隔开了”。斯特拉博《地理学》记载，“赛里卡（赛里斯人的织物）是用‘比苏斯’制成的纺织品；比苏斯是从某种皮中纺出来的”。其认为赛里斯人的特色织物来自“某种皮”。比斯特拉博年代稍早的诗人维吉尔在《田园诗》中写道，“赛里斯人从他们那里的树叶上采集下了非常纤细的羊毛”。说明公元前1世纪下半叶，西方对中国丝来源的认识尚不统一。《地理学》中还提到印度的“长羊毛的树”，这显然是指亚历山大时代已为希腊人所使用的印度树棉。与斯特拉博同时代及稍晚的西方作家对中国丝来源的猜测似乎都受到印度树棉的影响。

　　斯特拉博对“赛里斯”和丝绸的论述，代表希腊化之后西方对印度以东地区的全新认识，这与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有直接关系。张骞出使西域，携带大量丝绸，并向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奄蔡、条枝等国派出副使。虽因道中阻隔，信息延迟，但来自东方汉帝国和丝绸的影响已然传至西方，几经周转方出现于公元前1世纪下半叶西方的博物地理志语境中。张骞不仅有“凿空西域”之功，更应有初通东西丝路之名，这是一条不同于黑海—里海北岸欧亚草原和南方海上路线的中道。东方的丝绸很快在罗马激起“奢华风习”。

　　从1世纪中至晚期，西方对赛里斯的地理位置、赛里斯人的样貌和习俗，以及其特产“长在树上的羊毛”和织物（丝绸）进行了更进一步的描述。1世纪中叶的梅拉著《地方志》，“从东方出发，人们在亚洲所遇到第一批人就是印度民族、赛里斯人和斯基泰人。赛里斯人住在邻近东海岸的中心，而印度人和斯基泰人却栖身于边缘地带”。梅拉较早地将印度以东靠近东海的中心位置推定为赛里斯人生活的地方，这与当时汉帝国疆土的方位相符。“两山（塔比斯山与陶鲁山脉）之间的空隙地带居住有赛里斯人。赛里斯人是一个充满正义的民族，由于其贸易方式奇特而出名，这种方式就是将商品放在一个偏僻的地方，买客于他们不在场时才来取货。”梅拉描绘的在山间空隙地带生活的“赛里斯人”应该是当时生活在今中国西部边疆的族群。

　　稍晚于梅拉的老普林尼做了新的补充，其著《自然史》中写道，“（赛里斯）以他们森林里所产的羊毛而闻名于世。他们向树木喷水而冲刷下树叶上的白色绒毛，然后由他们的妻室来完成纺线和织布这两道工序。由于在遥远的地区有人完成如此繁复的劳动，罗马的贵妇才能穿上透明的衣衫在大庭广众下炫耀。赛里斯人性格温和，但他们又像野蛮人一样回避与人交往，而是坐等商人去与其交易”。1世纪的古典作家均采纳赛里斯丝为“长在树上的羊毛”的描述，表明中国丝的制作秘密在丝绸之路初期的两百年里一直得以保守。避不见人的交易方式，或许是守护丝绸秘密的有效办法之一。

　　老普林尼的《自然史》还记述了一部分赛里斯人的样貌，（克劳狄在位期间，即公元41—54年，来自斯里兰卡的使团告诉罗马人）在赫摩迪山以外地区见过赛里斯人，并与他们保持着贸易。使团团长拉西亚斯的父亲曾到过赛里斯国；赛里斯人欢迎旅客们，他们的身材超过一般常人，长着红头发，蓝眼睛，声音粗犷，不轻易与外来人交谈。斯里兰卡使团所说的赫摩迪山可能为喜马拉雅山脉，他们见到的“赛里斯人”可能是当时生活在中国青藏高原的游牧族群，与梅拉所述不是相同的人群，而且使团未提到他们的交易中有丝绸。

　　《自然史》记载，罗马人每年要花费巨资购买来自阿拉伯、印度和赛里斯的奢侈品，“按照最低的估计，印度、赛里斯和阿拉伯半岛每年从本帝国（罗马）拿走了1亿塞斯特斯：这就是奢侈品和我们的妇女使我们所付出的代价”。其中丝绸应占很高比重，这也与塔西佗《编年史》所记丝绸引起奢靡之风吻合。

　　有趣的是老普林尼记述当时在亚述地区（今伊拉克北部）有一种本地蚕蛾的幼虫（蚕），“好像蜘蛛一样织网，这些东西可以用来制作妇女穿的haute couture裙子，这种物质叫做丝”。这显然是一种野蚕丝纺织技术，罗马人不知中国丝产自家蚕，并未将二者比较，也说明中国丝绸与本地“野蚕丝”的样貌和质量差别甚大。老普林尼记述柯斯岛妇女用“野蚕丝”抽丝织衣的记录最早见于亚里士多德著《动物志》，这说明不晚于公元前4世纪中叶，地中海地区已经存在使用野蚕丝制衣的传统。近年的研究表明，部分帕尔米拉古城出土的1—2世纪丝织品原料为野蚕丝，不排除即为老普林尼所说的“亚述丝绸”，或亚里士多德记述中的“柯斯岛丝绸”。

　　1世纪末的一部佚名著作《厄立特里亚航海记》记录了从印度向东至中国的航海路线，所述中包括一座被称为秦尼的城市，那里的丝织品经内陆运往巴克特里亚和印度。这是西方博物地理志中最早有关中国内陆城市的描述，也表明部分中国丝绸已经海上航路运至西方。

　　公元前1世纪下半叶至公元1世纪末，赛里斯与东方丝绸被西方诗人、剧作家和史学家广为传颂。公元97年，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罗马），甘英“抵条支”，望洋兴叹而归。根据当时帕提亚与罗马帝国的分界，甘英可能未能渡过幼发拉底河，所临大海可能为波斯湾。如200年前张骞派出副使出访西方诸国一样，汉使西行必会激起新的东方探索热潮。

　　2世纪，托勒密根据一位拥有往来于叙利亚和中国之间商队、从事丝绸贸易的商贾提供的信息，测算出从叙利亚幼发拉底河道至赛里斯国首都赛拉城的距离，“石堡”位于这条路线不足一半的位置，其距赛拉城有7个月的路程。“石堡”可能为今新疆塔什库尔干的石头城遗址，赛拉可能为西安。托勒密还推测了赛里斯一些城市的经纬坐标，其地尚不明确。与托勒密同时期的包撒尼雅斯在《希腊志》中描述赛里斯的丝线不是出自树皮，而是来自一种会吐丝的昆虫。可惜这项突破性的认识没有被后来的博物地理学家所继承。

　　公元166年，罗马皇帝安敦通过海路派出的使者经日南抵达汉朝，这可能是古典博物地理学的最重要突破之一，可惜这位使者未能留下任何记述。

　　从2世纪末年至4世纪末，罗马、中国两大帝国各自经受动荡与灾乱，3世纪上半叶萨珊波斯帝国在其间兴起，西方对东方的探索热情亦逐渐消退。以赛里斯和“长在树上的羊毛”为代表的古代西传东方智慧结晶作为古典博物地理学遗产，继续徜徉于西方作家的文笔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