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欧阳修因涉范吕之争，由馆阁校勘贬为峡州夷陵县令（今湖北宜昌），当年五月沿水路南下，于十月底抵达贬所。景祐四年十二月，欧阳修调任光化军乾德县令（今湖北老河口），于宝元元年（1038）三月正式离开夷陵境内，赴任乾德。欧阳修在夷陵的时间仅为一年零三个月，但留下的文化遗迹却十分丰富，且历代都有不同程度的翻修和重建，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及文化意义。
狭义上来说，欧阳修谪夷遗迹指欧阳修被贬夷陵后，其故居、祠堂、书院、亭阁等遗迹，广义上还包括后人凭吊欧阳修遗迹所作的诗文及方志中对欧阳修遗迹盛衰兴废的相关记载。故欧阳修谪夷遗迹主要分为三类：一是碑刻文献；二是重建的书院、祠宇、亭阁等纪念性建筑；三是传世文献，即方志中对其遗迹兴废的相关记载和后世文人凭吊遗迹留下的文学作品。夷陵的奇山异水慰藉了欧阳修寂寞苦闷的心情，同时，欧阳修留下的诗文轶事和文化遗迹也成为地域文化的重要标记，后来者不断吟咏、追念、传承欧公精神。
留存情况
欧阳修谪夷遗迹的显著特点是物质遗迹存少废多，相关资料记载全面而连贯。据统计，欧阳修在夷遗迹有至喜堂、至喜亭、棋轩、绛雪堂、欧公祠堂、六一书院、四贤堂、甘泉寺、东山寺及黄牛峡祠（今黄陵庙）。其中，只有至喜亭、黄牛峡祠被重建，但也非宋代原址。不过，与之相关的文献记载却颇为丰富，地理文献如《舆地纪胜》《舆地广记》《入蜀记》等，方志文献如《夷陵州志》《宜昌府志》《东湖县志》等，以及历代诗文中对欧阳修遗迹的相关书写。宜昌市夷陵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对欧阳修遗迹也有较为全面的整理，如《夷陵县令欧阳修》《夷陵寻古》《夷陵风云人物》等系列资料都已出版。学界中，程宇静的《欧阳修遗迹研究》对欧阳修在夷遗迹也进行过细致考察。
根据文献资料与遗迹现存情况，可从三方面来分析欧阳修遗迹的留存现状。首先，碑刻题写。目前仅发现两处碑刻遗迹与之相关。一是欧阳修与丁元珍同游三游洞时，有“景祐四年七月十日夷陵欧阳永叔和判官丁同行刻石”的亲笔题刻，现仍见于洞内。二是黄庭坚为纪念欧阳修而作的《峡州至喜亭记》碑文，惜于明代废弃，现存碑文为今人重刻，立于重建的望乡台至喜亭内。
其次，重建的纪念性建筑实体。棋轩、至喜堂、绛雪堂、东山寺等遗迹自宋以来几经兴废，如今原址原貌尽皆不存，唯有至喜亭和黄牛峡祠得以重建复原。至喜亭是峡州太守朱庆基修建于江津处（今镇江阁附近）的便民驿亭，为往来的行旅客商提供休憩场所，宋仁宗景祐四年竣工后，太守请欧阳修作《峡州至喜亭记》，后来黄庭坚书有碑文。南宋初，亭、碑犹在，至王十朋、范成大游亭时，仍有诗文为证。明英宗天顺六年（1462），知州李芳在东山重建至喜亭。明孝宗弘治五年（1492），知州陈宣又将其改建于城内的“四贤堂”对面。弘治九年，亭、碑俱废。清代主政夷陵的官员也多次重修此亭。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知县林有席就在西坝重建至喜亭，并有题额，至同治年间仍有修葺记录。1983年，市政府在望乡台重建至喜亭，仿宋代建筑风格，并重立碑文，至喜亭成为三游洞的特色景点之一，其建筑风格和碑文体现了当地人对欧阳修的纪念与崇敬。欧阳修在黄陵庙中的留诗早已不存，只有所见石马现已出土，与欧阳修文集中所记载的奇梦故事一同流传于世。
最后，传世文献中的遗迹记载。如至喜堂，作为县衙的一部分，北宋时的修护还比较频繁，但到南宋时已经焚坏失修，只余柱基。明代知州李芳在东山重建至喜堂，其纪念意味更浓。清代嘉庆年间尚有废址，此后至喜堂彻底消失在历史中，再未重建。通过方志文献和文人吟咏，至喜堂的兴废过程得以清晰展现。如北宋时苏轼写下《夷陵县欧阳永叔至喜堂》：“谁知有文伯，远谪自王都。人去年年改，堂倾岁岁扶。”南宋时陆游《入蜀记》中明确记载：“焚坏，柱础尚存，规模颇雄深。”明代弘治年间《夷陵州志》载：“仅三间，题公旧额”，知州陈宣亦有记文。到清朝嘉庆时只剩废墟，官员张继辛触目有怀，作《过至喜堂废墟有感》，并在诗中称其为“虚白堂”。
学术价值
欧阳修遗迹研究是欧阳修研究的一个分支，与其贬谪研究和影响研究都有密切关系。欧阳修达观平和的心态一直为世人所仰慕，但这种处世心态如何形成，以及呈现出怎样的特点，初贬夷陵的经历无疑是重要节点。至喜堂、至喜亭、绛雪堂、黄牛峡祠都是欧阳修在夷期间的主要活动场所，其人事交往与文学创作也都围绕这些场所展开。如《夷陵县至喜堂记》《峡州至喜亭记》《至喜堂北轩手植楠木两株走笔呈元珍表臣》《初晴独游东山寺》《黄牛峡祠》《和丁宝臣游甘泉寺》等诗，清晰记载了欧阳修在夷活动踪迹。
后人可根据这些遗址和文献记载，推测出欧阳修在夷陵的生活状态和交游情况：欧阳修居住在县衙东侧的至喜堂，中有棋轩，北轩种有楠木，县舍内还植有茶竹冬青，居住环境尚可。任中，欧阳修时而独游东山寺，或与丁元珍同往甘泉寺，或与知州朱庆基等同僚相饮树下，人事和谐，生活悠闲。此外，朱庆基建至喜堂、至喜亭，欧阳修皆有记文。正是这些可靠的佐证材料，使欧阳修在夷期间的行踪与经历得以清楚显现，同时为欧阳修诗文创作的分期研究提供了更具体的背景资料，为进一步探索欧阳修贬夷前后诗文风格的变化情况打下了文献基础，因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关于欧阳修的文学史地位以及对后世影响的研究，历来以文本为中心，忽略了与之相关的文化遗迹。如至喜堂、至喜亭、绛雪堂、四贤堂等遗迹被不断重建，特别是绛雪堂，更是受到清代文人的追捧，历任县令数次重修此堂，甚至补种了千叶红梨花，欧公的文化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此外，历代游夷者对欧公及其相关遗迹的吟咏，促使欧阳修能够较快地融入夷陵本土的历史文化链条，因而形成了欧阳修接受研究的地域性视角，从而可以更客观、更全面地审视欧阳修其人其作的接受情况与文化影响。
文化意义
如今，与欧阳修相关的建筑遗迹所存甚少，但文献资料比较丰富，这对于追溯地域历史，勾连古今文脉，传承地域特色文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欧阳修的文化遗迹激励了当地学子守节直言、勤于读书的志向。在宋代，夷陵属文化蛮荒之地，直至峡州知州朱庆基为政时，始开市区，变风俗，在前任县令刘光裔治下建起敕书楼，官方教令方得保存。而欧阳修的到来，为当地文教发展提供了潜在的后发力量。明世宗嘉靖四十四年（1565）知州李一迪主持修建了六一书院，该书院绵延了三百余年，直至近代战火将其摧毁。值得注意的是，该书院专祀欧阳修，由此也成为欧阳修在夷陵的主要纪念性遗迹之一。明清两代，六一书院是夷陵的人才摇篮，培养了赵勉、刘一儒、顾嘉蘅等一批政治文化名人，故而受到官方和民间的高度重视，至近代仍有顽强的生命力。如今，六一书院虽已不复存在，但是重视读书的风气以及教育事业的兴盛在夷陵得到了延续。
欧阳修的文化遗迹丰富了夷陵地域文化的层次，形成山水与人文兼善的地域文化特色。宋代以来，至夷陵追念欧阳修，观其遗迹的文人墨客对其遭贬大多充满了同情与敬佩，如王十朋的《至峡州登至喜亭谒欧公祠》：“曾于庆朔亲祠范，又向夷陵敬拜欧。昔日四贤今见两，慨然遐想旧风流。”洪迈的《峡州》：“三游洞里寻遗迹，至喜亭前足雅歌。”欧阳修在夷事迹为文人墨客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作资源，以怀欧为主题的诗文创作层出不穷。欧阳修其人其作乃至遗迹成为夷陵地域文化发展中的重要一环。夷陵的自然山水也在一代代诗文的吟咏与塑造中不断升华，甚至被赋予人的秉性和气质，而欧公遗迹蕴含的文气风骨与奇美山水相映生辉，极大丰富了夷陵地域文化的风格和内涵。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