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核心和源头非经学莫属。“经学”一词，始见于西汉文献。《庄子》举孔门六艺，已有“六经”之名。汉武帝时，《诗》《书》等五经相继被列为官学，由博士传授。因弟子从师研习某经，皆属专门之学，遂有“经学”之名。经学承自春秋诸子中儒家之儒学，以六艺为主要传授内容，至宋发展成理学。故儒学、经学、理学三者皆是围绕儒家六艺予以传授、诠释、发挥而形成的不同历史阶段的名称。经学历两千年之诠释和发展，俨然已成为一个经数递增、文本不同、注疏繁复、流派众多且积淀深厚、体系庞大的学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与标志。
十三经经典著作的形成
班固说：“六艺者，王教之典籍。”六艺指《诗》《书》《礼》《乐》《易》《春秋》。《礼记·王制》云：“乐正崇四术，立四教，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四教是六艺之前四种，原为西周国学教学中的重要课程。礼是揖让周旋的实践性仪节，乐是伴随歌诗乐舞演奏的乐曲。西周之时，礼、乐是否已被记录成文字，形成文本，今尚无法征信。但是，既然由乐正教授，而乐正不止一人，则其有纲领性文字，似可无疑。《诗》尽管经过多次编纂，但每经编辑一次，即产生一种新的暂时稳定文本。因《周礼·春官·大司乐》说，“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如果没有一个定本，其六种乐语就无法统一施教。《书》本由史官据事记录，收藏于王室，应有最初的原始文本。只是进入春秋以后，王官失守，诸侯僭越，《诗》《书》文本流散到民间，形成不同抄本，各抄本复散佚残缺。孔子自卫返鲁，从事正乐工作，使《雅》《颂》各得其所；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又推动礼典的记录和复原工作。《易》本卜筮之书，占阴阳吉凶，孔子玩《易》系《传》，使之成为具有人文意义的经典。“春秋”本两周各国史书的泛称，今所以独传鲁国之《春秋》，也与孔子主笔削、寓褒贬有关。所以，六艺都牵涉儒家创始人孔子。进入战国以后，诸侯混战，儒分为八。虽七十子后学各传所学，但不免残缺，复遭逢秦火，更加凌乱。汉初摭拾残佚，书多不全。汉武帝听从董仲舒之言，独尊儒术，建立博士制度，五经始成为官方正式经典。
汉代立《诗》《书》《易》《礼》《春秋》五经博士，旨在教化与佐治，如文学性极强的《诗经》也可以当谏书。所以，诠释《春秋》书法褒贬的《公羊》《谷梁》二传，自然受到重视。前者历两汉而盛传不衰，后者在石渠阁会议上得到汉宣帝扶持而被立为官学，延续到东汉。与《公羊》《谷梁》传至汉初才书于竹帛、用于资治不同，《左传》以纪实为主，相传由左丘明授吴起，下至荀卿。汉初由张苍、贾谊等传习，刘歆“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使其“义理章句备焉”。刘歆虽欲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为官学，因遭反对而未成，但《左传》与《毛诗》《古文尚书》诸书因此而兴盛，为人所重。《逸礼》虽未立，但原由高堂生所传的十七篇《仪礼》不仅传承不衰，更有后苍弟子戴德、戴圣分别辑录古记，汇成《大戴礼记》八十五篇和《礼记》四十九篇，佐助解释《仪礼》，并阐释西周礼义。《论语》为七十子后学所辑，汉代已被列为博士弟子必读之书，故备受重视。《孝经》相传系孔子为曾子阐述孝道，汉代也有古今文两种，但当时尚未引起朝廷足够重视。
汉末魏晋之际，官方的经今古文发生变革转化。同时，《礼记》《左传》《论语》《孝经》越来越为人重视，相继进入官学领域。故唐代统一南北经学学说，选取《礼记》《左传》，书写泥壁五经、刊刻开成石经九经，将羽翼《春秋》的三传、阐释礼典礼义的《礼记》与《论语》《孝经》同时写刻：计有《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九经，另附《论语》《孝经》《尔雅》，成十二经。《孟子》自汉代赵岐、刘熙等作注，一直未能得到官方重视。宋代王安石好《孟子》，于熙宁变法时将其升格为经。至此，儒家十三部著作成为中国经学标志性的经典。此后虽有人提议将《大戴礼记》等列入经典范围，但都未能形成新的格局。
经典文本的衍化与定型
十三经经典文本从形成到基本定型，经历了上千年的激荡。战乱征伐、朝代更迭，固足以致使其残损缺略，而汉字籀、篆、古文、隶、楷书体的兴替，以及铜器、简牍、碑石、纸张等书写载体的变化，也给经典文本带来不小的变动。西周初中期的《诗》《书》，以及礼仪仪节的纲要性文字，无疑是用类似铭文字体书写的。降及春秋战国，大篆字体在各国方域有着不同的书写习惯，不仅西土籀篆与东土古文结构有所不同，即便楚国、三晋、齐鲁之地亦有差异。诸子以各本方域之字体，书写传播《诗》《书》等经典，撮举大义，辗转传述，文字和字句都有出入。嬴秦焚书，深藏山岩屋壁。汉初解禁，所出已多残泐散佚。秦汉之际，古文、篆、隶字体剧变，汉代经师未能正确释读先秦古文文本。于是，各本方域文字，揣摩经典意义，隶写成新的文本。以汉隶书写的文本，与先秦经师口授的旨意，往往有出入甚至矛盾，产生了不同的师法和家法，终至形成汉代今文经和古文经两大派别。
为巩固官方文本的经学地位，汉灵帝在熹平四年（175）下诏刊刻熹平石经，冀统一五经十四博士的标准文本，第一次用皇权推动儒家经典的定型化。汉魏禅代，古文经学替代今文经学，于是有三体石经的刊刻。三体石经虽仅刊成《尚书》《春秋》和少部分《左传》，但对这几部经典的文字文本亦有规范作用。魏晋移祚，汉字由隶转楷，书写载体亦由简牍转为纸张，引起传习方式由必须从师到可以自习之转变。诸种因素混杂，致使别字蜂出。同时，经学有南北崇尚、分别传授之异，加之北朝“专辄造字”“遍满经传”，经本混乱，可见一斑。唐代继承隋代而完善科举制度，几经校勘、统一南北朝流传下来纷乱不一的写本，冀成定本，并用规范标准的楷体书写，最终刊刻成开成石经。开成石经所据底本是唐代的太和本，五代后唐长兴刻本的底本是开成石经本，宋初即取长兴本数度校勘，作为国子监官方定本。此后的经典文本虽有异同，大多是异体、别字、虚词的差异，文句的多寡之别已趋于消失。缘此，我们今天所见所习的经典定型文本，可以追溯到唐代的开成石经。开成石经统一了先秦两汉魏晋六朝纷乱的文字和文句，成为“古本之终”；又作为五代两宋以下的型范，成为“今本之祖”。
经学注疏的产生与发展
《书》之周诰殷盘，佶屈聱牙；《诗》之比兴赋志，本无达诂；礼之周旋揖让，须凭赞引；《易》之阴阳吉凶，犹待发覆；《春秋》之褒贬进退，唯借口传。凡此皆应有文字解释。西周国学，大史、乐正之教，必有口传手指，而其具体形态，已难追溯。秦汉文献所见先秦之“传”，取驿站邮件递相传授之意，多为概括经义；或亦援据史实、故事，以发明经义，即所谓“说”，此皆最初教授之法。至于《诗》《书》字词意义，多在“传”“说”之外别传，后人辑为《尔雅》。汉初承先秦经师古义，所作解经之著多命为“传”与“说”。由于先秦以还，汉字形体不断变化，识字说词日显重要，且须先于大义之“传”和援例之“说”，故“训”“诂”之类著作应运而生。继而师法、家法说解异同加剧，古文、今文文本文字歧出，需要对自家文本作详尽阐释，于是烦琐的章句体式成为主流。但数十万、上百万的章句著作既不便肄习领会，也阻碍汉代经术资政之用，所以删减章句，形成新的经解体式“注”，“注”体简要实用，使此前之传、说、诂、训和章句著作大多归于湮灭。今存汉魏经师经本注体著作有：《周易》王弼注（其中《系辞》等十翼为韩康伯注），《古文尚书》孔传，《诗经》毛亨传、郑玄笺，《左传》杜预集解，《公羊传》何休注，《谷梁传》范宁注，《周礼》《仪礼》《礼记》郑玄注，《论语》何晏集解，《孟子》赵岐注，《尔雅》郭璞注，唯《孝经》是唐玄宗注。世推时移，字词的古今义不断变化，汉魏经师的古注已难以为大众所理解，故六朝隋唐融入佛教科判形式，对经典予以更详细的疏解，形成“义疏”一体。唐初，孔颖达等奉命为统一六朝经义，纂辑《易》《书》《诗》《礼记》《左传》五部《正义》，系代表官方定于一尊之著。嗣后，贾公彦对《周礼》和《仪礼》、徐彦对《公羊》、杨士勋对《谷梁》、邢昺对《论语》《孝经》和《尔雅》、孙奭对《孟子》，都作了“义疏”性质的工作。各书虽有参差长短，但形成了整体性的十三经注疏，更被宋代书坊连同陆德明《经典释文》一再合刻。至明代，汇成《十三经注疏》，成为经典注释的主体，流传沿用至今。
宋人的经典诠释与汉唐有很大不同，他们着眼于经典的教化，即孔孟修齐治平的要旨和人文化成的意义，故注重其整体的思想性而忽略字词的原始意义，由此产生不少围绕其思想体系而与汉唐训诂不同的注释。如程颐《周易程传》、蔡沈《书集传》、朱熹《诗集传》《四书集注》《仪礼经传通解》等，都是代表性著作。继两宋理学余绪，元明二代和清初产生无数发挥、订补、修正宋儒名著之作。康雍乾以还，实证性的考据朴学兴起并发展到鼎盛阶段，不仅十三经有极其详尽的新疏，其他专著和专题性、片段性考证之作也层出不穷。初步估计，现存清代辑佚、考证、诠释的经学著作约7000种。十三经是经学的原典，汉魏晋旧注和唐宋义疏是经学的基本文献，宋代新注是理学思想的渊薮，清代庞大的新注、新疏和考辨札记、序跋是经学的考证文献。综其所有文献，是历代学者留给当今一笔丰厚的经学遗产。
历朝发掘的经学内涵和思想
经学原典之在西周春秋，《诗》与乐舞结合，多为天地郊祀、宗庙祭祀和庆典所用；《书》为征伐、诰誓、分封等事件之记录；礼则为郊祀、丧祭、朝聘、射御乃至日常各种场合的规范仪式，就中蕴含敬天宗祖的宗教意识、尊尊亲亲的人伦之道、仁义智信的治国之德。两汉经学首先是整理、释读先秦流传的残损经文，被立为官学后，运用于治国理政。国有大难，政有不决，辄以经义断其是非，所谓以三百篇当谏书，以《春秋》决狱。唐代功绩首在统一纷乱的文本和注释，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经学。汉唐之际，礼义和礼的仪节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并运用到朝廷、社会日用伦常之各个方面。宋明学者以义理释经阐经明经，形成所谓理学。周、张、程、朱、陆、王将经中的天命、道统、政治、经济、军事、礼乐、伦理、格致、心性、理气等概念和内涵作深度发掘、绾合串讲、全面总结、创造性发挥，将之提升到政治思想和人生哲学的高度，建立了一个颇具思辨哲学意味的庞大儒学体系，他们的弟子后学及清初学者又不断补充和推进。近现代西学东渐，学者依西学框架构建中国思想史、哲学史、伦理学史，也都是在宋明理学家所创的思想体系上梳理、发挥与演绎。
纵观儒学、经学、理学、朴学的变迁与发展，无论是经本、注释、思想或考证，无不曾有过与时代需求相应的互动和转化。这种互动和转化表明，自孔子开创而得以形成、发展的经学，始终是因应社会历史变化，追求执中、用中、时中，有体系、有担当且充满现实关怀的一门学科。
（作者系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