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学术界，“古典学”特指专门研究古希腊罗马文明的一门学问，但汉语学术界认为，不仅西方存在古典学，中国也有自己的古典学。为避免歧义，我们提出用“西方古典学”指代西方传统中的古典学。

　　西方古典学的渊源与学科化

　　在西方文化传统中，古典学是历史最为悠久的一门学问，其源头至迟可以追溯到希腊古典时代末期和希腊化时代初期。其时希腊人明显表现出对过去的伟大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兴趣，尤其是对“荷马史诗”的研究首先成为一个热点。据我们所知，黑海的赫拉克利德斯（Heraclides Ponticus）曾分别撰文讨论“荷马史诗”和三大悲剧家的作品，他讨论“荷马史诗”的两卷专论题为《荷马的解决之道》，批评“荷马史诗”某些片段的处理，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法。亚里士多德则著《荷马问题》六卷，汇集此前对“荷马史诗”的批评，并系统地予以回应。到希腊化时期，统治埃及的托勒密一世在亚历山大里亚创办高等学术院“缪斯圣殿”，集中了一批优秀学者，他们开始系统搜集、整理与勘订被视为经典的更早时代的希腊文献作品，从而奠定了古典学传统。文艺复兴开始后，人文主义者致力于搜集和整理古代罗马和希腊的文献，复兴古典之学，从而接续和发展了古典学的传统。

　　到18世纪后期，西欧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已如火如荼地展开，古典学这门古老的学问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西欧现代性建构的一个面向是回望古典文明即古希腊罗马文明，尤其是古代希腊文明，通过对古典文明的理想化来表达自身的诉求和向往。古典文明由此成为现代性的奠基神话。人们对于古典文明的热情和兴趣被极大地激发出来，正是在这种情形下，古典学正式成为现代大学中的一个学科。因此从一开始，作为一门现代学科的古典学就不自觉地背负了一个特殊的历史使命。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19世纪初率先在德国建立起来的现代欧洲教育体系以古典教育为核心内容之一。

　　从古典语文学到古希腊罗马文明的综合研究

　　西方古典学关注的核心是古典文献的搜集、整理、校勘和意义的阐释，不过所谓古典文献，从一开始就不局限于少数经典，西方古典文化传统中也从未将某些古典著作限定为正统的经典。古典学家们研究的古典文献范围十分广泛，涵盖希腊罗马时代的所有传世文献，并且很快古典学的研究兴趣就延伸到了碑铭和出土文献。早自1815年，德国柏林学术院就开始主持汇编古希腊文铭文，这一巨大工程历经两个世纪，最终汇编成《希腊铭文集成》出版，收集希腊文铭文约15万件。1853年，罗马史家蒙森在柏林学术院开始主持汇编《拉丁铭文集成》，时至今日已汇编出版约18万件拉丁铭文。与此同时，19世纪执古典学牛耳的德国古典学界很快扩大了其视野，致力于将古典学发展成为“古代学”或曰“古典古代学”，全面探索古代希腊罗马文明，用伟大的德国古典学者维拉莫维茨的话说，古典学的宗旨是研究“希腊—罗马文明的精要及其存在的每一个方面”。18世纪初，德国人巴特霍尔德·格奥尔格·尼布尔著《罗马史》三卷，开创了罗马史研究领域，到18世纪中期，英国人乔治·格兰特出版十二卷《希腊史》巨著，使得希腊史成为国际认可的一个领域，由此希腊罗马史发展成为古典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19世纪后期，随着爱琴海考古学和意大利考古学的开启，古典考古学发展成为古典学的又一个分支。这样，古典语文学、希腊罗马史、古典考古学与艺术史成为古典学的三大支柱，形成了一门从多学科角度全面研究古希腊罗马文明的学问。

　　现代性以西方中心主义为其最显著的特征，它把现代西方文明构想为人类历史上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的文明，这其中明显也包含了白人种族主义成分。形成完整体系的古典学也卓有成效地完成了它为现代性提供历史解释的使命，它把希腊罗马文明描述为具有特殊地位的人类古代文明，非其他古代文明所能比拟，从而在古典文明和现代西方文明之间建立起一个谱系。因此，传统上欧洲人所说的“古代史”，指的即是希腊罗马史，而不包括其他地区古代文明的历史。晚近以来甚至有学者揭示，古典学研究把希腊罗马文明系统地构想为雅利安人创造的文明，因而具有明显的白人种族主义倾向。对于罗马的征服与扩张，古典学界典型的解释遵循近代殖民主义叙事的逻辑。最为关键的是，学者们相信，现代性推崇的核心价值民主、自由和理性是在古典文明中创造的，而且两者一脉相承。

　　西方古典学的反思与革新

　　进入20世纪后期，现代性受到深刻的反思和猛烈的批判，这也促使西方古典学反思自身。这体现在多个方面。在后殖民主义思潮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强烈冲击下，西方古典学界开始反省以往对于古典文明的解释和阐述中存在的西方中心主义和白人种族主义倾向，转而承认和认可西亚和埃及对于古典文明发展产生的深刻影响。与此同时，古典文明作为现代性奠基的神话也受到一定程度的解构。一些古典学家开始意识到，古典文明和现代西方文明并非一脉相承的关系，而是存在巨大鸿沟。希腊人不再被看成是现代西方人直接的文化先祖，而被看成是在根本上不同于现代西方人的古代民族，是现代西方文化的“他者”。用古典历史学家保罗·卡特里奇的话说，“在至关重要的文化方面——包括思想形态和制度”，希腊人“无可救药地异己”。在罗马研究领域，罗马作为一个防御性帝国和“罗马化”等传统的殖民主义叙事受到质疑和批判，学者们转而揭示罗马的帝国主义倾向与行径，解构“罗马化”这一主导叙事。此外，伴随着对现代性的解构，关于古典文明的一统性解释模式也随之坍塌，学者们开始更多地关注非主流文本、事件和群体。妇女史、性别史、儿童史等一跃成为研究的新热点。

　　最值得关注的是，随着古典文明和现代西方文明之间紧密纽带的逐渐松绑，随着两者之间距离的拉开，古典文明不再被看成是具有独特优越地位的古代文明。再加上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古典学家们的视野进一步扩大，开始将古典文明和其他古代文明进行比较。从20世纪90年代起，古典文明和其他古代文明的比较研究，尤其是和中国古代文明的比较研究，成为西方古典学的一个新热点。法国古典学家马尔瑟·德蒂安则进一步提出，把希腊人看成是现代欧洲人的祖先，把自由和民主说成是直接来源于古代希腊，不过是为了标榜欧洲文明传统的优越性，实际上是一种民族主义史学，因此应在更广阔的视野下，尤其是在比较人类学视野下研究希腊。与这种潮流相应，古典接受史成为古典学中新兴的一个方向，引起日益广泛的关注。学者们最初聚焦于古典文明在后世西方文化中接受的研究，很快又进一步扩大到古典文明在世界其他文化中的接受史。

　　因此，在笔者看来，西方古典学的发展始终和现代西方社会的发展相关联，它的变化也始终反映着西方社会思潮的深刻变化和思想观念的变革，但无论如何变化，它始终守护着一份宝贵的文明遗产，这份遗产不仅是西方的，也是全人类共有的。

　　（作者系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会古代史专业委员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