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之前，“学在官府”的教育内容是礼、乐、射、御、书、数，基本是各种实用技能的培训，不涉及文本教育。孔子确立六经为新的教学内容，保留礼、乐两种技能培训科目，另设诗、书、易、春秋四门课程，皆为文本教育。孔子晚年始编定六经，才有了固定的文本。此前的儒家教学活动显然仍受传统教学方式影响，以口授而不是以文本学习为主要方式。孔子的教学结合口述与文本，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大创举。

　　坚守口述传统的今文经

　　在孔子编定六经以后，儒家的教学形式仍旧以口述为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对传统技能培训教学内容的继承。《礼记·内则》：“九年教之数日。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学书计，衣不帛襦裤，礼帅初，朝夕学幼仪，请肄简谅。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成童舞《象》，学射御。二十而冠，始学礼，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学不教，内而不出。”按不同年龄段进行礼、乐、射、御、书、数的学习，教学活动显然都是口授形式的。其二，儒家六经的教学重视的是口述讲解，而不是文本学习，比较典型的是《春秋》。据《汉书·艺文志》，《春秋》虽经孔子写定，“及未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谷梁、邹、夹之传。四家之中，公羊、谷梁立于学官，邹氏无师，夹氏未有书”。传《春秋》的四家之学，不仅夹氏根本没有文本，即便后来立于学者的公羊、谷梁两家最初也是全凭口传，至西汉初年始写为定本，形成最终的文本。

　　正是以口述为主的教学活动特点，使儒家能够经历秦始皇“焚书坑儒”而顽强地生存下来。《汉书·艺文志》说《诗经》“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恐怕不是《诗经》特有的现象，而是儒家经典普遍的特点。即使最不利于讽诵的《尚书》，由汉初派晁错等人赴济南从伏生学习这一史事来看，也是非常重视口传的，因而不是将文本送到首都就可以解决问题的。

　　以口述为主的教学活动也衍生出两类文本，一类是学生的记录，另一类是学者的创作。《汉书·艺文志》记载：“凡六艺一百三家，三千一百二十三篇”，“儒五十三家，八百三十六篇”，以及现代大量发现的与六经有关的简帛文献，大多应属于这类作品。受秦始皇焚书冲击最大的，无疑也是此类作品。

　　秦始皇焚书使儒家经学教育更加重视口述形式，因此，西汉初期的儒家经学呈现出非常明显的口述特点。较为典型的是，《史记·儒林列传》记载：“申公独以《诗经》为训以教，无传”，《史记索隐》解释：“谓申公不作诗传，但教授”，申公不作诗传，其教学活动显然完全依赖口述。在这种学术氛围下，西汉初立五经博士，基本沿袭口述传统，就是必然的结果。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所谓今文经学，最大的特点在于重视口授讲解经典的微言大义。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抨击今文经学“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可谓一语中的。

　　向文本转轨的今文经

　　西汉立五经博士之前，今文经已经存在将口传内容写为文本的倾向。此转轨过程经历了两个阶段：前期是沿袭先秦传统，出现学者创作的单篇作品；后期发展为学者将个人对某部经的阐释要点写成著作。

　　以《周易》为例，《汉书·儒林传》记载：“汉兴，田何以齐田徙杜陵，号杜田生，授东武王同子中、雒阳周王孙、丁宽、齐服生，皆著《易传》数篇。”参照《汉书·艺文志》提到“易传”，周氏、杨氏、蔡公、韩氏、王氏皆为二篇来看，显然其文本就是《周易》上下经，不包括《十翼》，更不包括经师讲解的内容，教学内容完全是口传，那么，所谓周王孙、齐服生、王同等“皆著《易传》数篇”，并不是关于《周易》的著作，而是经师本人创作的单篇作品。《汉书·艺文志》也出现了“丁氏八篇”，证明丁宽的讲解已经成书。《汉书·儒林传》称丁宽“作《易说》三万言，训故举大谊而已，今《小章句》是也”，也可以证明这一点。丁宽“授同郡砀田王孙。王孙授施雠、孟喜、梁丘贺。繇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学”，正是《易经》官学三家的祖师。据《汉书·艺文志》：“《章句》，施、孟、梁丘氏各二篇”，三家皆有《章句》，这种传统显然可以上溯至丁宽的《小章句》。所谓“训故举大谊”可以证明，正是由丁宽开始，形成经师将个人阐释要点写成著作的新风尚。

　　需要注意的是，西汉易学未立于学官的两家——费直、高相，《汉书·儒林传》强调其皆无《章句》。由此来看，完全依赖口传、没有任何文本的学派，是不能被立于学官的。也就是说，西汉立于学官的所谓今文经学，是传统口述经学的一个新兴支派，既重视口授传统，又开始将口口相传的内容整理成文本。两者缺一，皆不得立于学官。公羊、谷梁两家得立于学官，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其已将口述内容整理成文本。

　　五经博士的设立，推动了经学内容由口述向文本的转轨。口授内容直接写成文本，带来的最直接弊端是文本的烦琐。《汉书·艺文志》：“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桓谭《新论》：“秦近君能说《尧典》，篇目两字之说至十余万言，但说‘曰若稽古’三万言”，皆可以证明这一点。

　　今文经学向文本转轨导致的新现象，是针对文本的学习与研究。王充《论衡》：“王莽之时，省五经章句，皆为二十万。博士弟子郭路，夜定旧说，死于烛下”，即是一例。

　　寻求原始文本的古文经

　　提倡将古文经学立于学官的刘歆，在《移让太常博士书》中提及古文经的来源：“及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官，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篇，《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臧于秘府，伏而未发。”据《汉书·景十三王传》，汉景帝前三年（前154）刘余封鲁恭王，在位25年，死于公元前129年，则其坏孔宅壁必在公元前129年以前，距汉武帝立五经博士不超过7年。而“臧于秘府”的所谓“古文旧书”，其年代更早。概言之，古文经的发现并不晚于立五经博士。其之所以不得立于学官，并非因为晚出，而是因为其仅有文本却没有讲授的口述系统。刘歆也提到，博士反对立古文的理由是“猥以不诵绝之”。至刘歆时，今文博士仍以“不诵”即没有口述系统为由，反对将古文经立于学官。可见，这才是最初古文经未立于学官的真正原因。

　　提倡古文经的学者认为，古文经的文本时代更早，因此更具权威性和准确性。《汉书·刘歆传》说得很清楚：“歆以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羊、谷梁在七十子后，传闻之与亲见之，其详略不同。”今文经学“经有数家，家有数说”的裂变式发展，相对于古文经学的唯一文本，也呈现为权威性和准确性的削弱。《汉书·艺文志》记载：“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或脱去‘无咎’‘悔亡’，唯费氏经与古文同”，显然是为了证明古文经更具权威性与准确性。

　　总之，在重视口述传承的时代，古老的文本未得到应有重视。在今文经向文本转轨之后，由于越来越重视文本，也就出现了对今文经文本形成之前的古老文本的重视，这就是所谓古文经学的兴起。

　　早期古文经学只是针对文本的学习与研究。《汉书·刘歆传》：“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刘歆的贡献在于，仿照今文经学的特点，创造出古文经学的章句、义理，形成古文经学的口述传授体系，因而至东汉古文大兴。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一样，也同时具备口述与文本两个体系，这才是古文经最终得立于学官的根本原因。

　　两汉经学的最大特点是其以口述为主、文本为辅的传承方式。至郑玄遍注群经，已开始向重视文本转轨。三国以后，对经典的注疏之学兴起，传承与学习主要是针对文本，而口述则日渐衰退。这是后代经学与两汉经学的最大差异。

　　（作者系吉林大学历史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