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历史中全球共时性的诞生，以及为改造这一共时关系内部的不均衡性而展开的斗争和探索。只有从中国历史脉络和世界历史巨变的双重视角才能把握20世纪中国历史的位置。

　　独特时势的把握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在巨变的影响下，不同的力量形成了各自对于时势的判断，也由此产生了时间观上的相互竞争。例如，康有为在《礼运注·序》（1901年，自述作于1884年）中提出了孔子纪年，刘师培于1903年提出了“黄帝纪年论”。这些时间观相互对立，但共享着一种新的进步意识，即历史与时间轴线的统一。1900年是庚子年，也是光绪二十六年。这一年的1月30日午夜，流亡在夏威夷的梁启超感慨万千，写下《二十世纪太平洋歌》：“蓦然忽想今夕何夕地何地，乃是新旧二世纪之界线，东西两半球之中央。”

　　梁启超把两个重要的新概念放在一起，一是表示时间的20世纪，二是表示空间的太平洋。这一迥异于过往表述的新的时空观在此后成为更加普遍的表述，为探讨20世纪中国的历史位置提供了新的时空框架。首先看时间。对梁启超而言，世纪不只是纪年方式，也是对历史时势的认知和界定，对行动根据的判断，一切关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理解都在这种剧烈的历史意识的变迁中重新组合。20世纪的概念虽然是在与“公羊三世说”等儒学叙事的相互纠缠中诞生的，但更是“公羊三世说”或其他经典历史叙述无法应对这一时代巨变之性质的产物。

　　“世纪”概念的普遍化得缘于新的时势。从空间角度观察这一概念，太平洋时代与从19世纪末期开始的美国崛起有着密切的关系。全球资本主义重心开始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在这一广袤空间，除了19世纪的旧帝国，又崛起了两个新的政治经济体，或用杨度的话说是“经济战争国”，即美国与日本，世界局势由此巨变，20世纪中国及其命运与这一巨变息息相关。梁启超在长诗里已经开始用“民族帝国主义”这个词，而在1903年，他从经济的角度论述了20世纪的时代特征。这一年，梁启超在美国大陆就近考察这一“经济战争国”，发表了长文《二十世纪之巨灵：托辣斯》，从经济垄断、生产过剩、资本控制等方面研究20世纪资本主义的新特征，提出“托辣斯者，生计界之帝国主义也；夫政治界之必趋于帝国主义，与生计界之必趋于托辣斯，皆物竞天择自然之运，不得不尔”，补充了他在《二十世纪太平洋歌》中对美西战争后美国太平洋扩张的真正动力的解释。

　　世纪的降临是一个事件：启用这一时间概念正是为了终止旧的时间概念，从而20世纪不可能从先前的时间概念中自然地衍生或发展而来，既不可能从王朝纪年、黄帝纪年或孔子纪年等时间序列中来说明这一概念，也不可能从18世纪、19世纪和20世纪的时间序列中去把握这一概念，但一切其他的时间概念都将在这一时代被重构为20世纪的前史。世纪概念提供了一种认识论的框架，将多元空间和多元时间纳入共时性的普遍历史，并由此开始了对这一普遍历史内部的不均衡性和由此产生的矛盾和冲突的思考。20世纪与过去一切时代的区分不是一般时间上的区分，而是对一个独特时势的把握。在这一独特的历史时刻，人们不得不去思考18、19世纪甚至更早时期的欧洲和全球问题，为现代中国“创造”出自己的前史，以辨别中国在全球中的独特位置。因此，对于20世纪的历史叙述需要采用一种颠倒的方式来理解：20世纪不是其前史的结果，而是其前史的创制者。

　　边缘地区的革命

　　欧洲19世纪是现代历史叙述的中轴。在许多历史和理论论述中，无论是古典时代、中世纪、早期现代，还是20世纪或后现代，大多是按照19世纪的史观和问题意识重构的。19世纪与现代性概念几乎完全重叠：以英、法双元革命为枢纽，以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叙事为基础，欧洲的革命、资本、帝国及其消长起伏构成了中心故事。世界其他地区的变迁从属于这一中心故事。

　　新帝国主义的崛起，列强并争并联合瓜分殖民地的格局，全球权力中心向太平洋的转移，构成了理解20世纪基本问题的历史条件。如果仅就帝国主义现象而言，从中国的角度说，我们难以像许多研究帝国主义的经典作家那样截然地在1840年与1870年之间画出清晰的界限。伴随着世界资本主义中心的转移，20世纪的诞生伴随着一系列边缘地区的革命。帝国主义不只是一个国际体系，而且是一个渗入各社会内部的军事、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体系。真正在20世纪与19世纪之间画出清晰分界的是帝国主义时代的内外条件所孕育的非西方地区的革命；真正构成这一新时期的新颖性的，不只是资本主义从中心区域蔓延至全球的发展主义故事，而是为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经济发展、政治独立和文化生存而持续展开的对帝国主义霸权的抵抗和对阻碍上述目标的内部社会关系的变革，以及在这一抵抗和变革进程中产生的对新的社会形式的探索。例如，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要想通过战争本身去理解20世纪中国的变迁，就必须追问这一时代中国的战争形态具有何种特点。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与20世纪前的战争（如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等）有着重要的区别：这是革命组织在战争动员中的战争，是通过战争进行革命的战争，是在战争中建设革命国家的战争，是通过战争创造新的人民主体的战争，是将民族解放战争与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结合起来的战争，是通过国内革命战争达成民族解放目标并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相呼应的战争。

　　20世纪中国就是在这一脉络下诞生的。讨论20世纪的起点和终点也就是探索这一时代的革命浪潮之多重起源、曲折进程和衰落的形态。这一问题需要从分析帝国主义体系的非均衡性开始。如果说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非均衡性产生了这一国际体系的“薄弱环节”，那么，由多强竞争格局造成的国内分割也为国内革命提供了“薄弱环节”。

　　我将“短二十世纪”理解为革命世纪。这个革命世纪不是发端于欧洲或美国资本主义的经济和军事霸权的确立，而是发端于这一经济和军事霸权在确立自身过程中所造成的新的“非均衡性”，或者更准确地说，由这一“非均衡性”所造成的颠覆这一霸权体系的革命契机，即以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为内容的一系列相互呼应的重大事件。“短二十世纪”的诞生需要从对“薄弱环节”的探寻开始，而“薄弱环节”只有置于对革命契机的探寻中才能被指认。从时间上说，“短二十世纪”不是始于1914年，而是始于1905—1911年；从空间上说，不是始于一个开端，而是始于一组开端；从契机上说，不是始于毁灭性的战争，而是诞生于对突破帝国主义体制和旧制度的双重探寻。从地缘政治关系的角度说，20世纪不仅是一个后殖民时代，而且也是后中心时代，即边缘地区的革命和改革不仅改变了自身，也改变了世界的中心—边缘关系，进而对中心地带及其变迁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也是我们认识21世纪的前提之一。

　　置换的政治

　　世纪的诞生意味着多重时间中的变迁转化为共时性内部的非均衡性，从而产生了从横向轴线观察历史的绝对需求。这一时间性的转换实际上是以所谓“空间革命”为条件的。在空间革命的前提下，时间性的关系越来越具有横向性，当代的变迁以及用以描述这一变迁的话语无法在历时性关系的纵贯线上加以叙述，而必须在多重时间之间给予说明。我将这一现象概括为“概念横移”，其功能就是在共时性的框架下，将不同时间轴线中的历史内容转换为可以在同一套话语中加以表述的现实。

　　在这一语境中，政治是如何发生的呢？离开一系列全新的概念或范畴，20世纪的政治及其历史含义似乎无法呈现；但同时，如果将这些通过翻译或转译而来的概念作为构筑和解释历史图景的基础范畴，话语体系与社会条件之间的错位又常常如此明显。在这一时代，个人、公民、国家、民族、阶级、人民、政党、主权、文化、社会等概念成为新政治的中心概念；生产、生产方式、社会形态及其附属概念，成为描述中国和其他社会的基础范畴；“薄弱环节”、敌我关系、“边区”“中间地带”“三个世界”、统一战线等命题全部产生于对帝国主义条件下全球和国内局势的判断和战略战术思考。

　　在上述这些主要概念、范畴和命题中，除了极少数产生于具体斗争的概念和范畴如“边区”“中间地带”之外，绝大部分用语源自对19世纪欧洲概念和命题的翻译和挪用，但这些话语或概念——诸如国家、主权、人民、阶级、公民、政党等——的政治内容无法从其欧洲起源处给予界定。

　　20世纪中国的许多范畴和主题都是对19世纪欧洲的重复，但每一次重复同时也是置换——并不仅仅是背景差异的产物，而且也是一种政治性的置换。因此，需要在具体历史条件下追问国家、民族、主权、政党、人民、阶级等范畴的形成和内涵，追问人民战争如何改造和创生了与此前的政党不同的新的政治组织（尽管名称上完全一样）和国家形态（苏维埃）？如何通过组织和动员使得农民成为革命的有生力量或政治性阶级？如何在国际联盟和国际联盟战争中理解主权和主权争议？在这个意义上，这些范畴没有一个可以简单地按照19世纪的逻辑给予解释，也没有一个可以单纯地按照其古典词根给予说明。这些概念重组了历史叙述，也打破了旧叙述的统治地位，从而为新政治的展开铺垫了道路。这并不是说这一时代的话语实践不存在概念或范畴的误植，而是说若无对这些概念或范畴的政治性展开过程的分析，我们根本不能理解它们的真正内涵、力量和局限，从而也就不能通过它们理解20世纪中国的独特性。在这些陌生的概念被用于迥异于诞生它们的历史条件之中时，不但催生了新的意识、价值和行动，而且也产生了新的政治逻辑。因此，离开中国革命的内在视野也就难以解释20世纪中国的意义。

　　（作者系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