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现代化是在内忧外患挤压下被迫开展的，从鸦片战争算起，迄今已近两个世纪。在新中国成立前，中华民族在约一个世纪的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形态下，不屈不挠、奋力抗争、救亡图存。从洋务派主导的自强运动学习西方的物质文明，再到维新派推动、革命派促进的学习西方的制度文明，最后到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深层文化意义上对西方精神文明的学习，都属于中华民族对现代化探索的范畴。但是，由于诸多内外因素的制约，那时的现代化运动都只能以失败告终。此后，关于中国社会、中华文化出路的探讨，先后出现的全盘西化论、本位文化建设论等，都没有也不可能为中国现代化的实现指出正确的方向。

　　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批判和文化重构观，代表了自鸦片战争以来近代中国文化批判与文化重构的最高成果，是文化批判与文化重构的创造性综合。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现代化并不等于西化，建设现代中国社会和中华文化，必须破除旧的思维格局，超越学究式的中西古今之争、体用道器之辩。复兴伟大的中华文明，是近现代中国社会变革的主旋律。民族独立是中国文化复兴的必要前提，新型价值系统的创建是文化重构的基本保证。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走上了正途。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成为基本的方略。“四个现代化”是举国上下的价值认同和精神激励，“实现四化，振兴中华”成为改革开放初期的崇高价值追求，成为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巨大精神力量。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建设“中国式的现代化”命题，强调“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他在党的十二大开幕式上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命题，强调“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由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式现代化成为现代化建设的价值准则。此后，在党和国家的治国理政的方略中，提出了对外文化交流“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重要思想。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中，明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强调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并强调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重视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引领下，中华民族在百年来的实践中摸索出来的，是全民族的自觉选择。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根据中国的实际，由特定时期的国内状况、国际情势、历史传统等因素决定的。其中，社会主义制度是基本保障，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有力领导是根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价值引领，中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精神支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重要精神滋养，中华民族凝聚力是文化整合价值认同的依据。吸收外国的优长之处是文明借鉴、强大自我的需要。我们应自觉参与全球化进程，融入全球化潮流，和平发展、与人为善、与邻为伴。以我为主、为我所用，挺立价值自我和民族自我，上下同心，以人民幸福、民族复兴为追求，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特质所在。

　　从历史传统来看，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协和万邦，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礼法合用，以德治国，这些重要的理念和思想，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民族价值载体，是全民族的精神滋养。从精神建构来看，由建党精神、革命精神、长征精神、抗洪精神、抗击“非典”精神、抗疫精神等构成的精神谱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动力。从全球化视角来看，不同国家不同民族都是平等的主体，要互相尊重、平等交流互鉴，各自实现自己的正义性目标。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并践行人类共同价值，真正做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和而不同。发展自己、兼济天下、造福世界。在致力于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为促进共同发展贡献力量。

　　中国式现代化是在忧患意识和发愤图强精神引领下的现代化，是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追求的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种现代化，是立足当代中国实际，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现代化，是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现代化。中国共产党因内忧外患而生，为民族复兴而来。秉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理念的中华民族，必将在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上继续奋进，为人类文明作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