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手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走出了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历史学的视角对于阐释和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意蕴与价值，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本次论坛上，于沛、马敏、弗兰克·索拉克（Frank Solak）、刘新成、杨共乐、高畅（Augustin F. C. Holl）、钱乘旦、徐蓝、韩东育等国内外知名学者从历史学角度发表了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观点。本期“学术中国专刊·历史学”聚焦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特色与价值，推出于沛、钱乘旦、徐蓝的论文摘要。其他专家的精彩观点，本版将分期陆续刊发。
中国式现代化开辟人类文明新道路
现代化是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反映了人类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等的历史巨变。“现代化”总是和“文明”联系在一起，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取得的一系列物质和精神文化成果，是现代社会不断摆脱落后状态的持续进步。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建立在“欧洲中心主义”基础上，认为“东方停滞落后”“西方先进发达”，现代化就是“西方化”，西方现代化道路是世界各国走向现代化的普遍道路。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成功地开创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实现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变革。100年前中国共产党诞生时，就把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后，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了现代化运动的新一轮高潮。中国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相互激荡的背景下，及时抓住机遇，自觉地融入时代潮流，大踏步赶上时代，砥砺奋进。
中国式现代化的起步和跃升，虽处于资本主义大国主导的文明秩序中，但与资本主义现代化有本质区别。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深刻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历史渊源、广泛的现实基础和客观发展规律。
中国式现代化是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是彻底改变世界面貌的、超大规模的现代化。它克服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天生弊端，开辟了后发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新道路。中国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现代化崭新道路，展现了人类文明的光辉前景。中国用几十年的时间，在很多方面走过了西方国家上百年甚至数百年走过的路。“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不仅对中华民族的未来，而且对世界文明的走向，都将产生久远的影响。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彻底打破了只有遵循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才能实现现代化的神话。这不仅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辟了光明前景，也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中华民族的独特贡献。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史学会原副会长、中国历史研究院学术咨询委员会委员）
中国现代化外交日臻成熟
中国的外交发展体现了中国现代化外交的日臻成熟，证明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和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在新时代，中国将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不懈努力，以自己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
新中国带来外交巨大变化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带来了中国外交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从“另起炉灶”到“一边倒”。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曾提出“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方针，并不排斥与西方国家打交道。但是，由于冷战、意识形态、巩固政权等因素，以及外交选择极其有限这一现实，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决定采取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并因朝鲜战争而与美国陷入尖锐对抗。
其二，从1949年到1976年，中国外交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方面，中国外交以一个批判者和挑战者的姿态，坚决反对“帝修反”，批判两个超级大国控制的或由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主张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外交两个比较突出的政策。
第一，中国积极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在国家关系中求同存异、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原则，与联合国宪章的精神是有其一致性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1955年万隆会议上得到了亚非国家的赞同，从而开启了中国外交“面向东方”的新局面。这使中国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美苏两极格局的羁绊，赢得了第三世界国家的认可和友谊。
第二，中国外交努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一直要求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这从一个侧面表明，中国并不反对联合国所代表的国际体系。当1971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并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时，当1972年中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时，中国的外交舞台就从东方扩展到了整个世界。而中国本身也正在走出冷战的阴影，对外政策进入了全面发展时期。在此后一段时间里，中国基本完成了与欧洲、大洋洲和非洲国家的建交。中国外交的这些突破性进展，也为以后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外交新发展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外交政策也开始了引人注目的调整，其重要特征和基本精神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对国际形势的发展趋势和时代主题的认识发生了重大变化，逐步放弃了以往坚持的大规模世界战争不可避免的观点，提出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当代世界主题这一正确论断。
第二，提出要根据世界的发展趋势、自身的利益要求以及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来决定自己的政策并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不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划线，并实行真正不结盟的独立自主外交政策。
第三，承认现存世界是多样化的，各国之间有矛盾和斗争，也有互相依赖；在处理国际问题时，国家之间特别是大国之间存在着共同利益，需要合作而且可以合作，同时也要反对霸权主义。
第四，在经济建设方面，确立了“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的方针，外交要为经济建设服务。
从此，这些基本精神就成为中国外交的指导思想。冷战结束后，面对新的国际形势，中国外交也有许多新的发展。
1.在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同时，进一步开展全方位外交，与各大国建立了不同层次的战略伙伴关系，为中国与各国关系的进一步良性发展奠定了基础。
2.以联合国为平台，积极开展多边外交，认真履行有关职责，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广泛参加联合国各专门机构的工作，促进国际合作。
3.“9·11”事件发生后，明确谴责国际恐怖主义，支持在联合国框架内解决问题。积极推动六方会谈以解决核问题。
4.为国际秩序注入新的理念，提出“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新思想，提出构建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以推动和谐世界的发展。
5.在经济领域，从“发展是硬道理”出发，采取有效措施，在国内，主动将以往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国外，积极主动地加入国际经济体系。
新时代外交展现新风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在对外工作上进行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在“四个自信”的战略基础上，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新时代中国外交反映了时代特征，展现了与时俱进、奋发有为、开拓进取的崭新风貌。
新时代中国外交的基本精神是：坚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使命，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坚持以国家核心利益为底线，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有效防范和化解各种风险挑战，为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保驾护航。
新时代中国外交的重要内涵是：坚持以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基础，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打造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全球伙伴关系。
新时代中国外交的新理念和中国方案是：坚持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宗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实现新理念的重要路径之一是：中国坚持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弘扬“丝路精神”，同各国分享共同发展的机遇，开辟共同发展的前景。
新时代中国外交的前沿问题与关键任务是：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以联合国为核心，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推动构建更加平衡的、反映大多数国家意愿和利益的全球治理体系。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荣誉资深教授、中国史学会原副会长、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会长）
从比较视角看中国特色现代化
现代化理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西方尤其是在美国逐渐形成的。当时，美国取得了资本主义世界的霸权。面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兴起以及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美国需要一种新的理论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对抗共产主义、争夺第三世界。现代化理论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阿尔蒙德、帕森斯、罗斯托、亨廷顿、小巴林顿·摩尔，这些我们熟悉的作者是现代化理论的代表人物。
构建中国的现代化理论
西方现代化理论是以西方经验为基础构建的。自文艺复兴起，西方开始缓慢摆脱中世纪的束缚，经过数百年变化，到19世纪出现现代性突变，开始形成现代社会。由此出发，西方学者将现代化概括为若干指标，例如经济的工业化、政治的民主化、社会的世俗化、行政管理的科层化和专门化、行为指向的业绩化等。在亨廷顿的著作中，这种指标化的倾向十分典型。西方构建现代化理论，意在为发展中国家引导方向，即自由市场的经济制度和竞争选举的政治制度是现代化的标尺，发展中国家应该遵循。
但是，以西方经验为基础的现代化理论却在发展中国家屡遭不适。于是，就出现了试图以非西方国家经历为观察点的修正性理论，比如依附论、世界体系理论等，还有更晚的生态现代化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等。
有人说现代化理论过时了，这不是事实；事实是中国需要自己的现代化理论。中国自1840年以来，就在艰难地摸索前进的方向、艰苦地追求现代化发展，到21世纪已经取得了骄人的成就，震惊了世界。但这些经历却没有被总结成完整的理论，理论建树远远落后于实践。西方现代化理论无法解释中国的实践，中国实践也不能套用西方理论。因此，以中国现代化的实践为基础构建中国自己的现代化理论，已经是时代的要求。
现代化需要完成三项任务
我集中谈一谈现代化的任务。现代化需要完成三项任务，三项任务构成了现代化的完整过程，也构成现代化的全部内容。
第一项任务是建立现代国家，这是现代化的前提和必要条件。通观世界各国，现代化的第一步都是建立现代国家，没有现代国家，现代化不可能起步。西方的崛起，第一步就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这个经验教育了非西方国家。因此，当它们追求现代化时，第一步就是摆脱殖民控制、建立现代国家。
第二项任务是发展现代经济，通过发展现代经济，建立以工业为基础的现代经济体制，完成工业化。这项任务相当困难，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经常不适用，需要寻找自己的发展道路。现代经济发展是现代化的物质基础，舍此就谈不上现代化。而找到适合本国国情的经济发展模式，几乎是决定性因素。
第三项任务是建设现代社会，相比于前两项任务而言，这项任务最艰难、最繁重。一旦受挫，就会造成现代化翻车，引发严重的社会后果。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曾有过深刻教训。发展中国家可能会面临更严重的问题，更需要引以为戒。
三项任务组成现代化的基本内容，由此可知：现代化是一个全方位的过程，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
三项任务在英国逐一完成
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英国的现代化过程很典型。
中世纪英国与欧洲其他地方一样，处于封建分裂状态中，国家是拆散的，社会是碎片化的。1485年都铎王朝出现，标志着现代民族国家在英国开始形成。这个过程延续了两个世纪之久。到1688年“光荣革命”，统一国家的构建基本完成。
在这个基础上，英国进入了发展现代经济的阶段。18世纪上半叶英国发生农业革命，下半叶又发生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彻底改变了英国，也彻底改变了全世界。工业革命创造了一种新的生产方式，也把人类引向工业社会。
但是，工业革命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最严重的是贫穷、环境污染、劳动者生存状态、社会分化、定期出现的经济危机、道德失范和信仰丢失等。这些问题引起了严重的社会动荡和心理失调，致使工业革命时期充满对抗和不安情绪。
过了很长时间，人们才意识到社会问题的重要性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必要性。又过了很长时间，才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认识到只有动用国家力量，才能解决社会问题。英国工业革命最大的失误，就是把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绝对化，国家放弃了它应当承担的社会职责。这样，从19世纪下半叶起，英国着手解决社会问题，国家重新回到社会领域。
英国是比较幸运的，三项任务前后出现、逐一完成。其他西方国家就不是这样。比如法国，当民族国家的构建尚未完成时，发展经济的任务就已经出现，而且必须执行，否则就会在与英国的竞争中一败涂地。非西方国家的情况就更加严峻，三项任务几乎同时摆在面前。因此，对于20世纪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取得独立或摆脱列强干涉的国家来说，现代化道路极其艰难。
中国现代化以人为中心
中国现代化也需要完成三项任务，与其他非西方国家一样，三项任务几乎同时出现。如果说1840年鸦片战争标志着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卷入现代世界的发展潮流，那么到1949年基本上完成了建立现代国家的任务，一个统一、独立、多民族的现代国家已经形成，国际地位迅速提高，国际声誉日益扩大。
在发展现代经济方面，中国已取得重大成就。经过几十年埋头苦干，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具备比较完善的现代经济体系，具有日益强大的科学技术能力，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是，中国经济仍处在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的时期，人均劳动生产率不够高，人均收入也只达到世界中等水平。因此，发展现代经济的工作仍在进行中，仍需投入巨大努力。
与此同时，建设现代社会的问题已经日益突出，各种矛盾正在聚集，建设现代社会的工作才刚刚开始，甚至刚刚被全体人民意识到。中国正处在进一步发展经济同时又必须解决大量社会问题的关键时期，而建设现代社会是今后相当长时间内中国现代化的重要任务。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所说，今后几十年，“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
这就是中国现代化的现状与任务。中国现代化与西方国家的本质区别，就在于我们的现代化是以人为中心的，为人民的福祉实行现代化；而西方现代化是以资本为中心的，资本利益最大化是根本原则。以人为中心的现代化是马克思的理想，也是中国共产党奋斗的目标。中国正在走一条自己的路，一条以人为中心的现代化之路。这条道路的最终成功，将是中国对全人类的重大贡献。
（作者系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院长、中国英国史研究会荣誉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