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的特色和新发展社会学
中国的走向现代化，是世界现代化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社会学是伴随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发展的，每一次现代化的巨大变迁，都产生了具有世界影响的社会学的发展理论。然而，令人费解的是，被称为“东亚奇迹”的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实践，至今还没有产生具有世界影响的社会学理论和学派。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包括中国社会学在内的东方社会学，更加需要理论上的建树。从国际社会学的理论构建来看，“新发展社会学”是一个具有学术积累传统、丰富实践基础和理论构建潜力的选择。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实践，中国式现代化形成了自身鲜明的特色，中国基于自身的新发展经验，已经形成了系统的理论认识，为构建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经验的新发展社会学奠定了基础。
中国走向现代化是一场非常罕见的巨大社会变迁
这种“罕见”突出地体现于它的巨大人口规模。世界现代化进程已经进行了几百年，至今全世界实现现代化的发达国家的总人口也还不到10亿人。在人口比较集中的现代化经济体中，欧盟有4亿多人，美国有3亿多人，日本有1亿多人。而中国是14亿多人共同走向现代化，东方和西方现代化的版图将会因此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种现代化的庞大规模，是西方一些政客决意打压中国的一个深层理由，他们往往认为中国的崛起就意味着自身的相对衰落。西方发达国家的不少民众，也存在一种可以理解的对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焦虑。其实，世界现代化的历史一再证明，世界之大可以容纳人类社会的共同发展，就像中国的发展实践已经很好地回答了“谁来养活中国”的疑问。
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是两个重大转变同时进行
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巨大变迁，由两个重大转变组成：一个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即经济体制变革转轨的过程；另一个是从农业社会、乡村社会、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城镇社会、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即社会结构转型的过程。两个转变的同时进行，在现代化历史上非常特殊。有学者把中国现代化放在“市场转型国家”的理论框架去解释，与苏联解体后的国家和东欧的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进行比较；也有学者把中国现代化放在所谓“东亚儒家文化圈”的理论框架中去解释，与东亚“四小龙”的经济起飞过程进行比较。而实际上，中国的现代化与这二者都有很大不同。这种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同时进行的双重重大转变，需要一种新的理论解释框架。
中国式现代化实现跨越式发展并出现发展阶段的叠加
西方经典现代化理论根据西方国家的发展经验曾断定，现代化是一个经济工业化、政治民主化、社会城市化、文化世俗化、组织理性化的整体过程，是从传统社会结构类型转变为现代社会结构类型。但中国的走向现代化呈现出跨越式发展的特征，即用几十年的时间走过了很多国家上百年的发展历程。在这种跨越式发展中，由于发展的各个层面的不平衡，中国在发展中呈现出发展阶段的“三期叠加”，我们要同时面对和解决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的发展问题。正是由于这种发展阶段“三期叠加”的特点，中国在取得令世界瞩目的发展成就的同时，用现代化的标准衡量也存在诸多不尽人意的发展问题，包括城乡发展的差距和人的现代化素质。
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全球化背景和东方现代化的世界影响
过去的发展社会学理论并不缺乏世界视野，也从国际经济秩序、国际分工或依附发展的角度讨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发展关系，并构建了由边陲国家、半边陲国家、核心国家构成的现代世界体系的重要理论框架。但中国今天走向现代化面临的全球化，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开放程度和复杂性都前所未有。用以往的现代世界体系理论、“冷战”历史背景下的“两大阵营”理论以及“文明冲突”理论，似乎都难以深刻解释现在新的国际经济政治格局。新发展社会学需要一种新的基于全球化发展的世界经济政治体系理论，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开创合作共赢发展的新时代。
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民族记忆
近代以来，中国饱受列强侵略欺凌、签订不平等条约和丧权割地赔款的耻辱。据有关学者测算，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的近代中国，因战败等原因根据不平等条约所需支付的战争赔款总值高达10亿多两白银。在世界现代化的历史上，还没有哪一个其他国家，财富被如此巨大规模地掠夺。鸦片战争之后，启蒙、救亡、变法、图强成为中华民族的历史主题，并历经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等近代史上的政治社会运动，虽然推翻了帝制，但国家仍然四分五裂、积贫积弱。中国在变法图强的道路上，引进过各种主义和思潮，尝试过民主共和制、君主立宪制、议会制和总统制，但均以失败告终。中国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选择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和政体，这是一种历史的选择。
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贡献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其走向现代化对世界的最大贡献，就是大规模地减少贫困人口。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81年，世界上每100个生活在贫困线下的人口中，就有43个是中国人。改革开放几十年来，中国成为世界上减贫人数最多的国家，有7亿多人摆脱绝对贫困，对世界减贫贡献率超过70%。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没有侵略其他国家，没有掠夺他国的资源和财富，也没有向其他国家输出难民。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已经约5亿人，是世界上潜力最大、增长最快、规模庞大的单一消费市场，这将成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多元现代性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21世纪的世界是一个单一的体系，也是一个碎片化的世界。一方面，这个世界的特征表现为全球经济技术相互依赖与社会相互联系之间的张力，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文化多样性与政治特殊性的紧张。各国人民生活在一个共同的全球条件下，但是面临的文化与制度安排各异。全球共同条件的存在并不意味着任何一个国家共同体的成员要放弃他们的传统制度和基本价值取向；它意味着共同命运与共同责任的全球意识、生态意识以及人们对相互理解的需要正在世界范围内缓慢而稳定地发展着。
我们必须承认并尊重通往现代化的多元路径，以及对相似问题的不同应对方式。同时，我们必须相互学习对方的经验与好的实践。公民及其政府应避免追求激进的民族主义，避免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人，而是拥抱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在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关系、相互理解与合作方面，科学家们肩负责任，同时也应扮演关键角色。
我曾提到过“社会发展的关键节点”一词，包括人口增长控制、大都市的城市化、收入和财富不平等、大众教育和就业市场、福利支出增长、妇女状况、环境问题等，现代化国家往往面临相似的问题，但提供了不同的文化和制度答案。到目前为止，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在应对这些关键节点方面相当成功。
把握中国社会结构百年现代化变迁
社会结构是一个社会的骨架，它的变迁是最重要的根本性的社会变迁。在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结构的现代化发展应当被视为基础性内涵。
关于社会结构本身的内涵，社会科学有着多维度的理解，马克思、涂尔干、帕森斯等经典社会学家都对社会结构的核心内涵做出了独特的界定和阐释。他们对社会结构的本质的理解是，社会结构是关于社会资源配置关系的总称。我们认为，可以在理论上把社会结构看作由以下结构组成：社会基础结构（如人口结构、家庭结构）、社会空间结构（如城乡结构、区域结构）、社会经济活动结构（如就业结构、职业结构、组织结构）、社会权力—利益关系结构（如所有制结构、阶级—阶层结构、社会福利分配结构）和社会规范结构（如法律—制度安排、国家政策体系、社会价值规范体系）。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而言，社会结构的现代化就是以现代社会生产和生活体系的发展为基础而不断发展的社会结构的分化与整合。
理解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现代化变迁的历史前提，是把握中国现代化进程规律的必要基础。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其骨干就是基于社会职业—身份阶层而建构起来的所谓“士农工商”体系。但我们也要注意到，在这个体系之外，还存在众多其他职业—身份阶层。除了职业—身份阶层结构外，我们还要注意到传统社会的宏观组织结构。这是利益和权力关系的整合体系，包括帝国体制结构、社会性组织架构、社会规范结构（各种国家规范和社会规范）以及一直以来颇受关注的皇权—社会自治权力结构。同时，我们还应考察传统社会结构在近代以来的崩毁状况，这将为我们审视中国现代化的特殊基础提供前提。
准确把握百年来中国社会结构变迁，同时还需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发生在中国的一场社会性质的论战做简要梳理。这旨在理解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历史性转变的性质。中国共产党人把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社会定性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参加论战的其他派系有不同认识。但可以看到，无论各派系怎样认识近代以来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的性质，关于社会结构及其变迁的讨论始终是论战的核心，而关于其中的变迁的认识，其实可以被理解为关于中国社会结构现代化前奏的种种不同把握。
从此角度出发，我们可基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变迁过程中的重大事件对百年中国社会结构现代化变迁进行分期。20世纪头五十年中国社会结构的现代化变迁过程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1927年以前与1927年以后。限于数据的不足，我们主要关注这一时期中国人口的结构变迁（城市化进程问题）和阶层结构变迁（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形成问题），社会阶层分化和阶层结构变迁是分析重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结构变迁过程和表现，主要包括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49—1978年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在很多方面，这种变化是基于生产关系变化而发生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变革是社会结构变迁的基础，同时社会结构变革也受到基本社会制度革命的深刻影响。但因为工业化的推进、现代教育的发展等因素的存在，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具有现代化的性质。第二阶段，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现代化变迁。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重要基础仍然是生产关系的重大变革，亦即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经济体制转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同时，工业化、城市化、现代教育的快速发展和社会规范体系的现代化，也是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结构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动因。
当代中国社会治理创新与人民共同体新文明
中国社会何以在40多年来快速的改革发展中保持长期稳定，何以迥异于近代以来的西方发展？中华文明走向现代化的路径与逻辑是什么？这是中西方学界都极为关注的重要问题。“中国奇迹”的背后包含着中国社会治理实践与人民共同体的互动共生共强，其在为人类开辟新文明形态的同时，以鲜明的价值导向和创新的实践为全人类提供了具有非凡意义的智识共享。
中国式社会治理历史实践的本质逻辑
相较于西方国家上百年的治理转型而言，拥有十几亿人口的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仅用了几十年时间就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显著成就，其中的深层机理恰恰蕴含于独特的历史实践经验之中，体现为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始终坚持人民本位价值基础上的共同体建设，人民性是其本质逻辑的集中体现。当代中国社会治理创新有三条基本路径值得关注。
一是发展本土情境下的多元治理结构。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始终以人民福祉为基本出发点，走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始终聚焦民生改善，凝聚社会共识，增进社会团结；始终以党的建设为保障和支撑体系，推动“一轴多元”治理结构的完善与发展；始终坚持和发展党领导下的全过程民主，在协商与相互尊重中推动共建共治共享。
二是推进与时俱进的政府职能转变。中国共产党注重系统改革与整体推进，坚持科学发展，推动“有为政府”建设；注重以“高位推动”的改革战略促进政府治理体系面向人民需求，不断优化公共产品供给模式；注重适应时代要求转变政府职能，不断推动权责明确、合理分工、系统匹配、无缝衔接的有为政府治理模式。
三是坚持秩序与活力有机平衡的社会发育模式。党坚持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政社关系，在公共部门有序向社会赋权的基础上，不断推动现代社会公共性空间发育，构建政府与社会良性互动、合理分工的中国式“融合型”政社关系，社会的秩序与活力由此实现有机平衡。
在治理创新中孕育和构建人民共同体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始终坚持尊崇人民、依靠人民，逐渐积累形成了三种独到的创新治理策略。
（一）以美好生活向往引领社会发展的核心预期。以“温饱型小康”“总体性小康”和“全面小康社会”来不断引导和接近人民群众向往美好生活的预期，把人民群众的期待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内化为中国深化改革的目标，并以实践外化为实实在在的成果，进而汇聚起推动社会治理转型的强劲动力。
（二）以社会制度体系建设践行公平正义。在市场改革、经济全球化、走向共同富裕新进程等不同阶段，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保障弱势群体生活，以建设劳动保障制度为进城务工群体织密社会安全网，以完善金融保险制度保障中产阶层发展，使人民充满了安全感。
（三）以党建引领推动社会治理转型。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这意味着，中国社会治理创新的历史实践就是共产党不断根据人民的各种反馈来反思自身追求使命、不忘初心的实际效果。换种方式说，中国共产党“不断革命”的内在动力是社会治理创新不断推进的根本保证。
当代中国社会治理实践逻辑，不仅在于人民性与公共性的统一，而且孕育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同体。
中国式社会构型方式与人类文明新形态探索
（一）当代中国现代化的推动力来自人民共同体的力量。近代以来的西方现代化道路是社会与国家二元抗衡、各个利益群体在多元竞争与冲突中发展的道路。与之不同的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其中一个鲜明特征就是人民共同体导向的社会治理实践路径。人民共同体是以制度主体、生活主体二者互相认定，以共同的根本利益、共同的道德生活与共同的政治生活为基础的社会构型方式。
（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人民的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文明，以其自身的实践开创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新道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为人类文明进步探索了新的可能性。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文明向何处去已然成为全世界当下的重大抉择，坚持用人民性与公共性为一体的人民共同体去化解风险、加强团结、推动发展，昭示了人类未来命运共同体的发展之路。
建设人民社会学，支持中国式人民共同体的学理性阐释
人类文明发展正处于重要的历史转折的十字路口，民族国家必须从人民性这一基点来审视、谋划、应对共同挑战。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当代中国社会治理实践给世界带来了经验借鉴，需要适时提炼和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及其背后的治理智慧。基于当代中国社会治理实践经验概括提炼出的“人民共同体”具有总体性思考的中国化理念，能够反映中国社会治理方式现代化发展道路的特点，能够从宏观战略和顶层设计的层面揭示出不同于西方现代化道路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了支持中国式人民共同体的学理性阐释，我们希望把这些概括提炼作为一门人民社会学建设的基础，并通过这一努力，为中国式人民共同体的学理性阐释提供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