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性：新时代新阶段中国媒体的新追求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媒体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性和意识形态属性，旗帜鲜明地宣称媒体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和“喉舌”，是党和政府治国理政的重要工具。因此，坚持“党性原则”，坚持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服务于党的中心工作，是中国媒体始终不渝的历史使命。

　　高频词汇折射媒体导向

　　党的中心工作是什么？通过对中国共产党百年间19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的词频分析，我们发现，在高频词中出现最多的10个词依次是：中国、社会、人民、社会主义、发展、革命、阶级、经济、建设和国家。由此，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出，百年间中国共产党为了中国人民，高举社会主义旗帜，通过阶级斗争进行社会革命，通过发展经济建设国家的主线。这个主线就是党的中心工作，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

　　进一步分析我们发现，198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一个历史分界点。在此之前，历届党代会政治报告的高频词中有“革命”而没有“建设”；在此之后，历届党代会政治报告的高频词中有“建设”而没有“革命”。并且，在此之前，“阶级”和“社会”常常同时成为高频词；在此之后，高频词中只有“社会”而没有“阶级”。据此，我们似乎可以得出以下几个基本观点。

　　其一，革命和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百年间两大根本任务。所谓革命，就是摧毁既有，是破坏；所谓建设，就是无中生有，是创造。1982年，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致辞中响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由此开始，建设真正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任务。

　　其二，革命与宣传紧密相连，是阶级斗争的一对产物。鸦片战争以后，积贫积弱的国势，迫使中国的先进人士，尤其是知识分子，在探索救国的道路上纷纷创办报刊，报刊被赋予特殊的政治功能，工具性的办报理念一直是办报的主流思想。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承继了这一传统。党的报刊始终担负着党的“喉舌”和“号角”的作用，为团结全国人民、打击内外敌人竭尽全力。

　　其三，建设与舆论相伴而行，是社会治理的孪生兄弟。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事。这次重要讲话用“新闻舆论”取代了传统上的“新闻宣传”，是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变化守正创新的必然结果。在社会思想多元多变、舆论生态深刻变化之际，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就是回应社会关切、疏导社会情绪、实施舆论引导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其四，建设性是新时代新阶段中国媒体服务大局的新选择。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世界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这标志着新时代开启了新阶段。

　　新时代新阶段具有许多新特点，归结起来主要是发展目标的不同与发展环境的变化。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要提高国际传播能力，讲好中国故事，做大朋友圈，责任艰巨而繁重。

　　以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为代表的信息革命，颠覆了既有的传播格局，传统媒体面临着新的变局。随着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迅速普及，以及基于其上的新兴传播媒介的广泛应用，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传播者，传播者与相应的传播媒介相结合就可能成为一个媒体。这极大拓宽了个人及各种社会组织的表达渠道，某些个体和团体的信息传播与意见表达可以更加迅捷地广泛扩散，甚至具有超越传统媒体的传播力和表达力。因此，可以说，在互联网时代，舆论已经成为影响党和政府决策以及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程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变量。

　　一方面，传播技术的低门槛应用，彻底打破了传统媒体对新闻的垄断，扩大了社会成员的话语权；另一方面，人人参与的传播也导致了信息过剩、虚假新闻泛滥的弊端，真相反而被置于次要的位置。如何重新定义新闻，并在此基础上建构公共传播时代的新闻传播新格局，让负责任的媒体在众声喧哗的舆论场上发挥主流和引领作用，这是当下新闻业面临的新挑战。

　　建设性新闻理念吸纳中国实践智慧

　　中国媒体该如何应对这一新挑战？从技术上来说，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势在必行。就理念上来说，“建设性新闻”应该是一种可供尝试的新选择。建设性新闻源起于20世纪末的公共新闻运动，成型于欧洲，并影响了全世界。这一理念的提出，在于试图回应互联网时代新闻的泛滥对职业媒体发起的挑战，是传统大众传播“职业主导范式”向新型公共传播“社会主导范式”转换的一种尝试。其基本假设是，当人人都有能力提供新闻时，告知就不再是职业媒体的首要任务了，如果可以帮助人们对社会存在的各种问题形成解决方案，并组织各方力量一起采取行动、参与社会治理、构建和谐社会，那么职业媒体就有继续存在的价值，新闻就可以造福于社会。有鉴于传统的西方职业媒体以往所报道的新闻过多专注于“坏事情”，给个人和社会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影响，以及媒体作为中立者置身于事件之外，对存在的问题只揭露不治理，“建设性新闻”理念基于积极心理学的原理，有针对性地着重强调“积极”和“参与”。

　　无论是“积极”还是“参与”，都是对传统西方新闻理论所秉持的“坏事情就是好新闻”“媒体记者必须中立”的观点的一种扬弃。由于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的原因，建设性新闻理念在西方很难成为主流。相反，建设性新闻理念适合中国基本国情，能够成为主流媒体的主流理念。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根本政治制度，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种制度既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两党或多党竞争制，也有别于有的国家实行的一党制，它是非对抗性的、合作性的、建设性的。与这种非对抗性的政治格局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新闻媒体，既是党的耳目喉舌，也是人民的耳目喉舌，更注重新闻媒体广泛凝聚共识、增进发展合力的社会建设功能，力求最大限度地促进各种公共资源的优化配置，有效地保持政治稳定与社会和谐。因此，在新时代新阶段，中国媒体能够为建设性新闻理念注入更多的中国智慧和中国实践，能够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

　　人类文明新形态下中国式传媒的特有气质

　　当代人类文明无论从何种角度进行描述，都绕不开传媒这一客观存在。传媒是文明的载体，文明兴衰的晴雨表。传媒发展史贯穿和见证了人类文明的对立、冲突与兴亡历程。人类文明的兴衰、更替始终伴随着传媒技术的发明和进步。中国式传媒是当下中国新型文明形态的一个窗口，中国新型文明实践决定了中国式传媒发展道路的走向，中国传媒的当代实践，是新型文明的传媒化，它直接融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符号系统，成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有机组成部分。

　　百年文明实践中的中国传媒角色塑造。中国传媒的当代实践是一种新的现代性文明的出场姿态。中国传媒现代性话语实践，超越了西方的现代性逻辑，注入了中国式实践的原创性内涵。

　　从历时性维度看，中国社会对传播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的认识有着悠久历史。然而，封建时代统治者对于信息传播的认识一般停留在“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状态，因而，通常采取堵塞信息渠道的办法，控制信息的传播。甲午战争后，有识之士深切地认识到开启民智的重要性，对新闻事业在救国图强中的作用充满期待。此后，各类报纸如雨后春笋般产生，近代传媒已然成为人们心目中现代化的表征。中国当代社会对传媒角色的选择，就是对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历史回应。

　　从共时性维度看，1791年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颁布，维护了公民的言论权利，出现了“意见自由市场”与国家现代化取得同步发展的局面，形成了相关指标的高度相关性。于是，以西方现代化理念为核心的西方中心论话语形成。20世纪50年代，以美国夏威夷东西方文化研究中心为代表的“西方中心论”者就断言，只要发展中国家接受西方传媒的内容，就一定走向现代化。其理论核心诉求，是要求发展中国家效仿西方国家媒体的传播方式和传播理念。然而，中国没有按照西方的脚本行事。人类文明新形态中的中国传媒扬弃了苏俄模式和西方模式，重新定位现代传媒的社会角色，强调传媒政党“喉舌”和人民“喉舌”的双重属性。从发挥传媒的舆论监督、群众喉舌作用，到“三贴近”“媒介深度融合”理论的提出，都是着眼于文明发展服务现代性要求，依据本土现实特征进行调整。中国传媒在实践中不断摸索逐渐形成自己的逻辑理路。

　　中国传媒在文明形态中呈现出独特气质。中国社会结构的复杂性及其现代化进程的非稳定性，决定了中国式传媒角色设定的独特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决定了中国传媒发展道路的特殊性。首先，这种特殊性表现为始终强调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导。其次，这种特殊性表现为中国传媒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文明史既是中华民族的繁衍史，也是一部传媒文明史。再次，国情自身的复杂性决定了中国传媒是在不断自我创新中壮大的。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直接外化形式，中国传媒始终将先进性理念作为追求的目标，这其中强调的人民性至上，是整个传媒制度架构的核心。最后，中国的传媒事业秉承“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在经济利益与社会效益之间，中国传媒总是将社会效益、人民利益放在优先位置。

　　以“人民性”统领公共性。自19世纪30年代大众化报业以来的西方传媒，无不秉持商业本位，其公共领域建设的诸种努力动机往往来源于其商业目的。而其以“言论自由”为招牌对高度意识形态议题的操弄，往往是提升注意力的有效途径，其终极目标不外乎读报率、收视率、点击率等商业指标。由于受到资金、技术和舆论等手段的控制，新闻界变得蛊惑、煽情而不负责任，这暴露出西式文明现代性的困境。中国式传媒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将传媒当作人民的事业来经营，社会主义新闻事业与西方资产阶级新闻事业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我国的传媒生产资料由全体人民所有，新闻事业必须始终坚持人民性的基本立场。也就是说，我国新闻事业的公共性正是体现在其忠于人民这一点上，遵循实事求是的新闻准则，以及惩恶扬善的正面取向。其公共性核心要素体现为公信力、影响力和引导力。主流媒体要求体现责任和担当，做人民的喉舌和公共利益的维护者，在实质上保证新闻事业公共性的实现，基于传媒社会责任的强调而突出舆论引领功能。保证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公共性必须为其注入公民理性和道德内涵。这不仅可以最大限度保障公民新闻自由权利，还可以建立起新闻领域多元参与治理的社会机制。

　　中国式传媒规制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制度耦合。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呈现载体，传媒的健康发展直接关系到当代文明的品质。传媒在文明建设中的特殊使命和文化特质，使得中国传媒与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环境下的西方传媒存在本质差异。在传媒规制中，政府规制的努力方向就是确保传媒的良性发展。当下传媒内容生产的两种倾向直接影响传媒的品质，动摇传媒的人民性基础。一是基于商业逻辑，将媒介生产视同一般性商品生产，看重其交换价值，从而寻找最大受众市场和受众趣味的“最小公约数”。二是基于民粹主义逻辑，否定一切精英或政府主导的文化，将文化的主导权归还给民众，极度推崇反智性的文化。这就造成了文化的非智性倾向。两种传媒文化生产逻辑都给社会发展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直接影响到文化发展质量。

　　面对传媒依据两种逻辑野蛮生长的发展困境，中国式传媒治理的优势在于其制度供给。中国式传媒规制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形成了一种制度默契和耦合。在传媒技术日新月异和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新的历史背景下，传媒规制、监管改革必须站在民族文化、先进文化发展的高度来加以认识，从文化善制走向文化善治。

　　开放共享，深度融合：新型文明形态下传媒发展的未来之路。媒介深度融合是中国式传媒适应新型文明形态的一种自我调整，它摆脱了西方经验支撑的文化现代性的宿命，将开放、共享、贴近作为与人类新型文明共振的基本内容和姿态，用中国特有的传媒文化实践回应了西方中心论、文明优越论、历史终结论的“真理”权威，验证了基于西式现代性的传媒角色和发展道路在中国本土的“水土不服”，拓宽了发展中国家文明走向现代化的途径。当下，文明建设进入了新常态，它常常外显于一个没有疆界、开放共享的互联网新生态“场”中，而传媒由平台向“场”的转变，正是新型文明必然经历的过程，也是传媒技术可供性对人类文明新形态所作的保证。媒体深度融合过程既表现为媒体形态的融合，更表现为文化融合，媒介深度融合正是要促成文化的代际融合、民族间融合，最终实现文化共同体这一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总体目标。

　　（作者系苏州大学传媒学院执行院长）

　　新传播技术革命催生“拟现实社会”

　　新传播技术革命可称之为一场“元技术”意义上的技术革命。所谓“元技术”，即是指在诸多信息传播技术之中处于基础性地位、起奠基作用的技术形态。新传播技术是一种“技术中的技术”。“元技术”引发媒介技术革命，释放的裂变效应是系统性的，影响范围不再局限于社会系统局部和个别系统，而是全域性的。从技术与个体、社会的关系看，其影响又不仅在社会系统层面，还深深嵌入人类自身。“元技术”的技术活性所激发的影响是全息、全员、全域、全时性的，彻底打破了传统媒介技术对于时间和空间的依赖，也打破了社会系统对技术社会化效应的刚性约束。强大的社会建构在“元技术”效应的深广影响下，社会的组织性和结构化开始解构，整个社会系统因元技术影响，其既有的结构和逻辑的有效性被大幅度稀释，社会系统开始了新一轮的系统调适，进而孕育新的结构和系统逻辑。“拟现实社会”由此孕育。

　　新传播技术革命是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技术体系创新扩散过程，这场革命在技术层面、社会效应层面表现出与以往人类传播变革迥然不同的特征。

　　一是去物质化。当下的新传播技术是一种去物质化的传播技术。这种技术脱离了物质性的规定和约束，重建了去物质性的交往场域。

　　二是数字化。新传播技术以非连续的、离散的数字为基础，它摆脱了原子化物质形态的束缚。从信息传播的角度看，它赋予传播实践更多活性、想象力、自由度，赋予人的意志和想象力更大的表现空间。数字技术不再是模拟的技术，而是建构的技术。数字化传播技术不再是被动的“冷”技术，而是更具有能动性和建构性的“热”技术。

　　三是个体化的社会化。数字技术释放出了人的个体活性，最大限度地让个体脱嵌于社会，一个个去社会化的个体转场数字空间，在“去物质性”的场景中重新缔结社会关系，并再社会化，而这种再社会化的逻辑迥异于传统社会化逻辑。

　　四是复杂性。在新传播技术建构的场景中，因摆脱了物质性的约束和现实社会结构的限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逻辑显得更为复杂，群体传播所蕴含的复杂性超越了传统社会科学理论的解释边界。

　　五是图像化。新传播技术借助图像符号，建构了诸多拟现实的场景，这些虚拟现实与实在现实之间相互渗透、互嵌，形成了“拟现实社会”。

　　出现“拟现实社会”既与新传播技术革命的历史趋势密不可分，又与人类的本性息息相关，是人类本性与新传播技术的革命性耦合。

　　首先，人具有想象的天性。新传播技术革命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强有力地激发了藏于人类自身深处的“想象密码”，并将其进一步放大。其次，新传播技术革命彰显了与众不同的特性，推动了社会的“拟现实化”。其一，新传播技术使对象脱离物质性规约，既可“脱域”于实在世界的牵绊，又能将“想象”以媒介化的方式呈现并建构出来。媒介传递信息所使用的“媒介”（通常以为的“内容”，如图像、文本等）成为人们关注的表象，而对其更本原的“物”之本真性（“媒介”之后的东西）却不关注。其二，以技术为中介的经验的提升以及以直接的知觉经验的下降。其三，权威与判断的转化。人类对社会现实的判断经历了从虚幻（神）—实在（个体的人）—虚幻（算法、人工智能等新传播技术）的转变。其四，“后真相社会”是社会“拟现实化”的重要表现，新传播技术在其中起到推动作用。

　　“拟现实社会”是一个“脱实向虚”的进程。这个过程是一个复杂的界面融合和互构过程。在这一转场过程中，现实社会与拟现实社会之间虚实相生、交互塑型，为人类社会实践打开了新的世界，催生了人类社会结构逻辑的嬗变，也给社会科学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新命题和新挑战。

　　新传播技术改写了空间和时间对于实在性和物质性的依附，出现“脱域”趋向；与此同时，社会场域中的时间性也因新传播技术的影响，使得“时间”的表现方式和生产方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实在世界和虚拟空间的交互渗透，使社会“虚实交融”“持续向虚”的力度不断加强。在“拟现实社会”，人与人的交往虽然具有极大的选择自由度和便捷性，可“脱域”穿行在去物质化、去时空牵绊的时空里，可以“脱实向虚”，展开交往和行动，但由于人的交往和行动都是社会性的，不可能清空其所有的社会经验和社会化习得，也不可能祛除人的前社会记忆。那些身处虚拟空间的人，也不是社会“空心人”，他们会带着既存的社会经验和结构记忆，进入新场景，开展新交往。这种新场景、新交往预示着人类实践中结构化生产的重要调整和转向，原本更多以现实可见的结构性资源与要素为主的结构化生产所占据的主导地位，开始向来自以数字化技术为依托的技术体系的结构要素转移。因新传播技术的广义联结和赋能，打破了传统社会结构对于空间和时间的规定，社会场景、社会角色、社会行动以及长期演化的制度和文化均出现了结构性的转化。

　　在“拟现实社会”中，传播技术作为社会结构中的关键变量，成为连接社会主体和社会场景的不可或缺的力量。因新传播技术赋予了人们更多的选择空间和实践可能性，人的脱域行动变得更加自由，现实与虚拟的边界也更加模糊，造成社会交往空间的天量级拓展，社会关系变量也变得异常复杂。这就使得“拟现实社会”结构逻辑也显得特别复杂。“拟现实社会”的社会结构不同于传统社会结构，其结构复杂性在于：它并非清空和颠覆既有的社会结构和历史记忆，不是在传统社会结构之外再造一个全新的社会形态和社会结构，而是在既有的现实世界之中全面渗透了新的社会场景，嵌入了新的社会结构，即“拟现实社会”与现实社会复杂地套嵌在一起。

　　新传播技术革命催生的“拟现实社会”，让人类建构社会现实的主动权正在被销蚀。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中，信息传播的主导力量遭遇颠覆，人正在成为传播秩序之中被动的参与者和被建构的一方，天平开始向着新传播技术体系倾斜。新传播技术“自我扩充”的力量越来越强，这就使得社会现实与仿真现实并存并相互作用，社会“拟现实化”的趋势愈加显豁。这个“拟现实化社会”的未来究竟会如何，其不确定性仍然很大。

　　（作者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执行院长张涛甫；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研究员姜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