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处在一个大变迁的时代。以往社会学研究中国过去40多年的社会变迁，为了强调中国经验的普遍历史意义，往往把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结构的变化类比于100多年前社会学诞生的时代、现代资本主义兴起过程中人类社会所经历的大转型，即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过渡。而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是在短短的数十年完成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上百年的变迁历程。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中国宏观社会变迁的源动力。尽管我们关于社会变迁的观察和研究，大部分还停留在这一范式之中。近年来，“数字化”（digitization）作为一个新的概念，越来越多地被用来概括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力和新趋势。

　　信息技术革命虽从20世纪70年代就已开始，但是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以互联网、大数据为代表的新信息技术革命，特别是近年来移动互联网的迅猛发展，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行为和社会组织方式。社会和经济生活“数字化”“智能化”，社会大转型的新篇章才刚刚开始。更准确地说，新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人类社会组织方式和行为模式的根本性改变，其影响可能远超数百年前的工业革命及伴随的市场化和城市化，从更大尺度的历史来看，可以与农业革命形成人类社会相比。人类社会当前面临的可谓是“千年未遇”之大变局。

　　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主要是“补课”，沿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走过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在学习中确实获益不少。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短短十年，GDP总量从世界第六大经济体跃升到2010年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达9.2%。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和城市化步伐进一步加快，经济持续跃升，2020年GDP总量首次突破100万亿元，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达17%。如果说以往我们可以依靠学习和模仿西方成功的模式，当中国已走到世界前列的时候，再往前走，似乎已经没有可以现学现用、拿来就用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模式了。

　　互联网的发展和社会生活的数字化，既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创造中国经济奇迹的动力之一。国家对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互联网普及和应用水平提升带来的便利，造就了全球最大的网民群体。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资料，截至2020年12月，中国互联网普及率已达70.4%，网民已达9.89亿，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9.86亿。而“虚拟社会”的真实化，会创造出更多的机会和更便利的交往方式。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和其后的疫情防控的常态化，又极大地推进了这一数字化进程。

　　当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开始利用互联网提供的数据便利，从虚拟世界寻找解释真实社会的证据时，我们更需要关注的是，互联网的普及和社会的数字化如何改变人类进入工业化时代以来的生产和生活模式，以及这种转型对现有的社会学概念和理论提出的挑战。社会学家需要充分利用好这次数字化转型所提供的机会，提出未来社会研究可能的议题。

　　以社会学最具特色的核心概念“社会结构”为例。社会结构，在微观层面上指的是一个社会中不同位置之间的关系模式，而在宏观层面上指的是不同社会群体间的数量分布。作为理性化和科层化的产物，现代社会中位置与人是可以分开的。人们根据自己所处的社会位置，在不同的时空场景下，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与他人互动过程中，产生各种社会关系。而这些处在类似社会位置的各色人等，根据特定的标准，被我们归入不同的社会群体，如男性与女性、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老板与打工人、富人与穷人等。这些群体往往占据不同的社会资源与机会，从而形成社会分层结构，即狭义上的社会结构。数字化社会的来临，重塑社会结构形态的意义，可能要远远超过工业化和市场化给社会结构变迁带来的影响。

　　首先，数字化会重新定义社会位置和社会群体界限。数字化不仅淘汰了很多旧的岗位，还制造出很多新的职位，并赋予更多社会位置新的内涵。网络的普遍化，会打破科层制下严密的层级结构和个体所扮演角色的片面性和局限性，促进信息获取的平等化。网络化的社会中，人们可以轻松地扮演多重角色，来回穿梭于不同的时空社会场景，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群体认同。例如，现代社会中社会分层的主要依据是职业。大多数人一般也只有一个主要的职业。人们通过教育获得职业，通过所从事的职业获得权力、收入和声望，而这些维度又与其他社会群体特征如种族、性别、年龄联系在一起。数字化的世界里，职业可能会变成在研究社会结构时没有太大意义的概念。人们所属的群体划分，可能更多的是基于网络上的互动和形成的群体认同。

　　其次，数字化将改变人类参与经济与社会活动的工作方式，重新定义工作的含义。随着现代资本主义兴起的工厂和大公司等组织，将不再为工作和谋生所必须。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网络在家工作，而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公共卫生危机，更大大推进了这一工作场所的转型。原来受空间因素约束的传统经济形态和社会形态变得更为多样化，甚至城市化也并非与工业化相随相伴的必然社会发展趋势。城市既可能因生活便利而吸引更多的人口，也可能因为数字下乡、信息便利，使得城市与农村的分野失去意义。数字化可能改变工作组织在社会分层结构中所占据的重要作用。

　　再次，数字化将使世界变得更“小”，超越了地理空间的限制。中国无所不在的互联网已经解决了设备与设备、个体与个体以至于个体与设备之间的联结，从而创造了一个跨越空间距离的新体系。现在人们的需求大部分都通过网络实现，更容易形成同质化的虚拟社区。虚拟社区的出现，对真实世界的家庭关系和社区生活会产生影响。

　　最后，数字化将产生海量的大数据，将个体的行为和隐私监测精确记录下来。数字化从某种程度上让我们跳出了现代科层制“铁的牢笼”，却又代之以“数据”监控的枷锁。从公社到社会，从农村到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的城市主义作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的出现，社会关系的匿名性、表面性、暂时性会导致传统社会关系纽带的衰落。全方位的数字化联结和大数据监测，又赋予了城市生活一种社区生活的新形式。中国城市的数字化治理，在这一方面，提供了学术研究的前沿素材。  

　　（作者单位：上海纽约大学应用社会经济研究中心、纽约大学社会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