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入人工智能时代后，国家安全和语言文字事业面临着新形势、新任务，要求推进相应的研究与实践。《教育部2021年工作要点》提出，成立国家应急语言服务团并加强建设。汶川地震、玉树地震等突发事件处置已经凸显了应急语言服务的迫切需求；全球疫情防控行动更表明，重大灾难面前没有哪个人或哪个国家是一座孤岛，“通心”“通事”“通语”是战胜共同面临的困难的必然要求。加强应急语言服务体系建设，成立并建设国家应急语言服务组织，是顺势而为之举。

　　语言关涉共同体黏度

　　人类社会由组织规模、宗旨、结构等多重维度上存在着差异的各类共同体构成，部落、邦国、党派、社团等都可以纳入其中。它们既通过人口、地域、设施、认同、互动等要素上的差异相互区别，又通过这些要素之间的套叠交错、接触联络等方式而相互联系。由于语言是人类社会重要的交际工具、思维工具、知识载体、认同建构纽带，这些共同体既可被认定为社会学意义上的，也可被认定为语言学意义上的，两者常常合为一体。语言交际是不可或缺的公共行为。

　　迈入全球化、智能化时代，语言的生态、形式、功能及使用等各方面都变得更趋复杂。全球化让语言交流呈现超级多样性的新特点，智能化让语言不再只为人类所拥有，而是承担着“万物关联对话”的任务，在社会、信息、物理三元空间中发挥着互动作用。换言之，语言与人类共同体之间的相关性呈现黏合度、复杂度渐增趋势。这也越来越要求从广阔视域来理解前述“语言”概念的所指，它既可囊括按历史来源或亲属关系对世界上的语言进行分类所得出的结果，也可囊括同一语言的不同变体（如区域变体、社会变体），还可囊括当下人人、人机、机机等交互时使用的各类媒介。这些不同的所指都既具备建构、维系共同体的功能，也伴生解构、离析已有共同体的功能；进而在不同共同体之间既能形成鸿沟，也能搭建桥梁。譬如，祖安文化、饭圈语言等可能会形成代际鸿沟，方言土语可能会形成地域鸿沟，书写符号、代码符号可能会形成符号鸿沟。

　　由此，人类语言史上有大语言观和小语言观之别：前者主张以语言的交际功能为基础让语言跨族群、跨区域延伸交流，以促进上通下达，因此语言不必细分；后者主张以语言的象征功能为基础让语言与族群建立一对一的对应关系，因此有多少个族群就要细分多少个语言。可见，作为公共设施，语言与人类共同体之间的相关性要求重视语言对人类共同体构建和安全发展的影响。大量类似史实都表明，语言关涉各类共同体的形成、分合与存续，人工智能时代国家安全语言服务也由此不容忽视，需要应急语言服务来解决。这也是国家应急语言服务团成立与建设的原因。

　　建立应急联防联控工作机制

　　顺应局域与全局关系的组织逻辑，国家应急语言服务团一方面应作为组成部分纳入应急联防联控工作机制，另一方面也可以作为整体来领导统筹其他机构形成应急语言服务工作机制。也就是说，应急工作常常是“总体战”，如何融入更广层面的应急联防联控工作机制、形成自身层面的应急联防联控工作机制，是国家应急语言服务团成立与建设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国家应急语言服务团成立之后，自身也是一个社会学及语言学意义上的人类共同体，需要考虑人口、地域、设施、认同、互动等要素的形成与完备。这常常又需要满足四项基本要求：1.适应——能够适应应急语言服务环境并集聚所需资源；2.目标——能够设立和实施应急语言服务的目标并获得认同；3.整合——能够找到合适的途径聚集组织成员并且有效分工协作；4.传承——能建立组织传承机制，提高社会对组织价值的认同。换句话说，如何具备组织的“适应”“目标”“整合”“传承”四项功能是国家应急语言服务团成立和建设需要思考的关键问题。

　　上文提及的要素和要求形成了一个复杂的动态系统。这就要求在国家应急语言服务团的成立和建设过程中，积极思考人类共同体发展历程中已经形成的分工协作、分层分级型层级组织模式。这种模式有其优点，如分工协作有利于国家应急语言服务团深耕医患沟通、翻译、多语信息发布、术语定名释义普及、盲文手语服务、宣传动员、舆情分析引导、语言抚慰八大应急语言服务细分领域，让“术业有专攻”的成员进行技能供给，并在学习与实践中不断提升自身的专业能力和服务水准；分层分级有利于应急语言服务相关的顶层设计、规划纲领和决策指令等得以自上而下地有效施行。与这一模式相关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更是注重以国家发展和国家安全为最高目标，强调科学统筹、集中力量、优化机制、协同攻关。诸多重大危机应对都充分体现了它的制度优势，如疫情防控体现了应急语言服务的有力支持，后者发挥着提高防控和救治效率、普及科学防疫知识、增强疫情防控工作中舆情引导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等重要作用。因此，国家应急语言服务团的成立和建设应考虑这种举国体制的优势并积极参与到该体制的运作中去。这既合乎语言文字事业服务国家发展战略和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宗旨，也合乎语言文字事业的问题驱动、实践创新、学科交叉、资政服务等发展导向，更有利于协调各方力量去解决好国家应急语言服务团成立和建设需要思考的又一重要问题——如何通过组织的分工协作做好八大应急语言服务细分领域。

　　加强合作以适应“X”种可能

　　国家应急语言服务团的成立和建设还需要审视应急工作的复杂性和前述模式可能存在的不足。譬如，下级的应急语言服务行动常以规章制度和上级指令为依据，但当今时代唯一确定的恰恰是不确定性——应急语言服务的现实情境可能有变，上级指令和规章制度之间以及这两者与现实情形之间也可能出现相互抵牾的情形。这种情形随之会让服务团的成员单位或个体在一些突发性的新情境下难于抉择、迟于行动，进而难以应对突发事件本就有的突然性、不确定性、破坏性和决策非程序化等特点，更不利于处置急难险重任务。面向现实，人工智能时代国家安全语言服务本身面临着高度复杂的形势和不确定的需求，越来越多的应急语言服务任务带有复杂性、随机性，国家应急语言服务团随之难以作为一个相对封闭的实体存在，而宜于作为一个承担任务的动态过程和动态变化组织存在。它的成立和建设因此需要思考如何动态高效地承担应急语言服务任务的“X”种可能这一重要问题。就应急工作而言，它本身还需要各方力量的合作。因此，如何加强合作、动态适应高度复杂性形势和不确定性需求下的应急语言服务的“X”种可能也是国家应急语言服务团的成立和建设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

　　概言之，语言关涉各类共同体的形成、分合与存续，人工智能时代国家安全语言服务也由此不容忽视，需要开展应急语言服务，需要成立和建设国家应急语言服务团。这项工作中有“1+4+8+X”的重要问题值得思考，即如何融入和形成应急联防联控工作机制，如何具备“适应”“目标”“整合”“传承”四项组织功能，如何通过组织的分工协作做好八大应急语言服务细分领域，如何加强合作、动态适应高度复杂性形势和不确定性需求下的应急语言服务的“X”种可能。毕竟，组织承担好应急语言服务任务的完成才是国家应急语言服务团成立与建设的“初心”。不忘初心，他组织（如外界指令）与自组织（自发自觉行动）等机制才能更好为服务团的运转提供驱动力，团体与个体、物资与技术、人类语言智能与人工语言智能等资源才能更好为服务团提供保障，领导决策、实施执行、专业指导、志愿服务等服务团的角色分工才会快速动态调整。这方合乎应急工作现代化发展趋势。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苏皖鄂赣江淮官话与周边方言的接触演变研究及数据库建设”（19ZDA307）、国家语委重点项目“新时代国家语言应急能力建设研究”（ZDI135-8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常州大学周有光文学院、南京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