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1921年成立时，决定使用中文“共产主义”来翻译“communism”一词，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为广大中国人民群众利益服务的宗旨。这一理念根植于中国历史，浓缩在“天下为公”四个字里。在100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追寻着这一目标。这段漫漫征程塑造了今日的中国共产党，也为她迎接未来的挑战增添了信心。

　　从1921年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为反抗国内外敌对反动势力进行了长期斗争，致力于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全国范围的土地革命、农业生产互助组、卫生防疫和教育扫盲等运动，这些运动给全体人民带来了巨大福利。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公有制在工业和农业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是那一时期的共产主义概念，为民族尊严和民族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纵观百年历史，“为人民服务”和“群众路线”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核心原则，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取决于她在人民中的深厚根基。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摸着石头过河”。中国与西方深入交流，形成巨大的互利优势。一方面，中国共产党认真研究了西方的历史和哲学。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一个好社会的最重要特征是友爱。评价一种政治制度，应该看它的治理是否符合整个社会的利益，而不是某个派别的利益。对于亚当·斯密来说，一个好社会应当是竞争这只“看不见的手”和政府这只道德引导下“看得见的手”有机结合。对于卡尔·马克思来说，资本主义就像一个魔术师，不再能支配他用法术召唤出来的神奇力量。对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来说，人类通过他们的知识和发明征服了自然，但自然也在报复人类。对于列宁来说，民主集中制体现了“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的原则，汇聚各方意见，让每一个社会成员为共同的事业思考和工作。另一方面，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也深入研究了中国政治、哲学和经济的历史。在管子看来，市场是一把双刃剑：利润动机刺激了激励机制和经济发展，但必须调控市场，使之服务于共同利益。对于孔子来说，老百姓对于仁德，比对水火的需要还急切（“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孟子认为，要用怜悯别人的恻隐之心，施行体恤百姓的仁政（“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对范仲淹来说，要在天下人忧虑之前忧虑，在天下人得到快乐之后再快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数千年来，中国一直处于全球创新的前沿。中国创造发明的造纸术、印刷术、瓷器、指南针、高炉、火药、金属管状火器和运河船闸等沿着丝绸之路传到欧洲，这些发明在文艺复兴后的欧洲技术进步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在中国，商人为创新作出了很多贡献。然而，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行为也至关重要。这些公共物品包括维护和平和民族团结、管理水资源、提供商业法律框架、避免饥荒、稳定商业价格和传播知识。金融在中国经济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政府调控金融，但金融不控制政府。在改革开放时期，国家行为与市场力量的务实而非基于非意识形态的结合，为中国的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民族复兴提供了支撑框架。越来越清楚的是，“共产主义”一词意味着调节市场经济以满足全社会的共同利益。

　　如今，世界正站在文明的十字路口，全球政治经济已经进入一个新时代。人类正面临着物种灭绝、气候变化、社会不平等、金融不稳定、网络安全和人工智能监管等全球性挑战。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让挑战进一步凸显。中国共产党在坚持“为人民服务”“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等优良传统的基础上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成功的疫情防控阻击战。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成功还受益于信息技术革命，信息技术革命影响了经济、社会、政府和军事各个方面，也影响了中国共产党本身。反观西方，尽管拥有先进的技术，但西方政治领导人和社会大众未能共同努力战胜新冠肺炎疫情。欧美已进入一个心理社会危机时期，西方主导全球经济、技术、文化以及全球治理的时代即将结束。在文明的十字路口，东西方的交流往来关乎着人类的未来。

　　（作者系剑桥大学耶稣学院中国中心主任）

　　（译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