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与诗歌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有着复杂而神秘的关系。盛唐是中国历史上的鼎盛时期，诗歌和音乐均达到发展高峰，两者经历了明显的前后变化。《音乐文化与盛唐诗歌研究》（柏红秀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12月版）从音乐文化切入，描述唐代诗歌的发生过程，展现了音乐文化对盛唐诗歌的创作群体、创作内容和创作风格所产生的深层次影响。

　　作者以前期相关研究成果为基石，尝试探讨盛唐时期音乐发展的特点，及其对于盛唐诗歌创作的影响。盛唐时期雅乐由繁荣走向衰落，俗乐逐渐兴盛。宫廷音乐机构发生较大变化，呈现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发展趋势：太常寺的职能发生改变，虽然四次修定雅乐，但是并没有明显突破；新的音乐机构教坊和梨园的设立，实现了音乐的丰富创新，大大促进了俗乐的兴盛，产生了《清平调》《霓裳羽衣曲》等优秀曲调和歌辞，出现了公孙大娘一类的杰出乐人。同时，盛唐时期民间音乐由沉寂走向活跃。唐玄宗“与民同乐”的思想，鼓励了宫廷以外音乐活动的展开，由宫廷波及权臣及长安富贵之家的好乐之风，进一步影响了京城以外的民间和军营。盛唐后期，安史之乱破坏了宫廷音乐机构，大批乐人流落民间，亦在一定程度促进了民间音乐的发展。

　　音乐发展格局催生歌辞创作群体

　　作者认为，盛唐时期宫廷音乐由封闭走向开放、民间音乐从沉寂走向活跃的发展格局对诗歌创作群体产生了较大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使雅乐歌辞创作群体变得单一，唐玄宗不再参与其中。张说以及乐官们虽然参与其中，但是创新性成果并不多，守成性的歌辞作品又因不便于表演实践而不受当时乐人们的重视。二是在俗乐歌辞创作方面，创作队伍构成更加多元，成员既包括宫廷皇室成员，亦有朝廷官员和文士等。三是盛唐文士更多参与盛唐歌辞创作，他们主动参与歌辞创作和改编，如元德秀、王维、李白等，有些文士还将游走于权要豪会进行歌辞创作，作为自己的生活方式，甚至出现了专门以撰写诗篇、追求作品入乐歌唱为人生要务的“词客”。

　　盛唐音乐由宫廷到民间的走向，带动了宴乐之风的兴盛。诗歌是否入乐并在宴会上传唱，成为时人评价诗歌艺术水平优劣的新标准。“旗庭赌唱”就是一个典型实例。士人因此积极投入其中，带动了盛唐诗歌尤其是音乐诗歌创作的繁荣。盛唐音乐诗在内容上出现了四个新的变化：一是盛唐诗人更加关注当时的俗乐活动，对南方音乐和胡乐的描写有所增多。二是乐人诗成为此时音乐诗中极其醒目的部分，主要描写的是各地方的民间乐人，不但描写其音乐活动，还涉及他们的日常生活和精神气质，细致到表演时的动作神情、整体过程以及取得的表演效果等，运用的艺术手法也更加丰富。三是乐器诗中除了传统的乐器——琴以外，对琵琶和筝的描写较多。四是对俗乐审美风格的描写增多，内容更加具体和丰富，比如涉及悲的描写就包括愁、怨、哀、苦等多种。

　　音乐审美影响诗歌创作风格

　　盛唐音乐的繁荣地是长安，“选诗入乐”又是盛唐歌辞产生的主要方式，因此很多士人纷纷涌至长安，在上流社会的各种宴乐场合进献歌辞，企图博得时人的关注和赞誉，或以此寻求入仕的捷径。最受欢迎的诗歌大都是“风骨”和“声律”并存，王维是其中的代表人物。王维有着杰出的音乐才华，不但会演奏琵琶，而且会作曲，同时又精于诗篇创作，因而他的诗篇易为乐人熟悉。从王维的音乐才华、社会活动及诗篇特点等来看，其诗歌与盛唐音乐审美十分契合，这使得其诗深受时人欢迎，并广为传唱。同时，盛唐音乐“以悲为美”的审美特征，促使了杜甫等诗人对悲美音乐的大量描写。由此可见，盛唐音乐审美风格对诗歌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研究方法上，该书采用对盛唐音乐文化活动与诗歌整体关系研究以及和个案考察相结合的方法。在分析盛唐音乐文化与诗歌关系基础上，5个学术界争鸣已久的典型个案一一呈现，分别是《破阵乐》在有唐一代盛衰过程的雅俗转变，以及终唐不消失的原因；王维诗歌在盛唐及中唐初期广为传唱，进而成为诗歌接受排名第一的原因；杜甫对于乐人诗的大力开拓，以及这些乐人诗对后世的影响；元德秀最受唐人关注的歌辞创作问题出现、价值与影响；《江南逢李龟年》的作者之争议问题。这些重要案例的分析和解决，无不和盛唐音乐发展的格局、宴乐之风的发展、音乐审美的变化密切相关。可以说，音乐文化是盛唐诗歌发展变化的重要根源。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