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对民族志的方法论反思伴随着学科的整体发展。从单点民族志到多点民族志，从“文化的解释”到“自我的解释”，从“异文化”的他者描述到“本文化”的自我叙述，皆反映了民族志方法在学科发展中的调整与变动。近几年，随着项飙等人提出“把自己作为方法”，人们开始更加聚焦“自己”，人类学界自我民族志、主体民族志等概念也得到更多人的关注。“个体运动行为志研究”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作为一种把自己作为方法的研究范式，个体运动行为志研究强调的是“我看我”的内在自省和“他看我”的本体经验系统叙事。在此意义上，对话或者说对话人类学无疑是实现这一研究的重要方法。
将“对话”作为行为志研究的方法
无论是雷蒙·阿隆强调的“对话的社会是人类的关键所在”，还是巴赫金关注的“言语本质上具有对话性”，都揭示了“对话”的重要性。对话的对象可以是某个人、某个群体甚至某个物，归根结底是借“自我”与“他者”的互惠式叙说实现了彼此的交流与理解。赵旭东、宋欣仪以费孝通为例，指出其对话人类学的多条路径，与马林诺夫斯基、史禄国、潘光旦等前辈老师的对谈，与李亦园等学者同侪的交流，与自己的独白反思。这些对话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费孝通自我的学术反思。费孝通一直拒绝自己给自己写自传，更具体地说是拒绝自己给自己写“自传体式”的自传。因此，我们所熟知的几种费孝通传记都是他人撰写而成。
但费孝通并不排斥将自己作为一个标本供大家研究。早在20世纪80年代，费孝通在《社会调查自白》中就表示愿将自己对中国认知的探索过程，“作为一个标本，请大家来一起进行解剖”。透过《费孝通晚年谈话录（1981—2000）》，我们得知他在90年代后创作了《个人·群体·社会》《逝者如斯》《芳草天涯》等反思性文章与著述，通过“这套文章开点风气”，试图“把从抗战开始直到改革开放这段时间里边我所看到的中国社会的变化和自己思想的变化写出来”。对此，费孝通兴奋地表示：“这么一篇篇写下去，都写出来，放到一起，就能大体表现我的一生，表现我这个人一生的成长过程，也算是自传了。”通过别出风格的自传，借助多种形式的对话，费孝通在实现自我学术思想呈现的同时，完成了那个年代学者坚持的时代使命。费孝通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为我们提供了对话人类学的写作范本，同时也是个体运动行为志研究可供参照与描摹的具体个案。
让运动参与者自己说
即便是研究对象的自述或者自说自话，也总有一个假定、想象的对话对象。更不必说，大量的专业运动员会写日记记录成长，实现自我的对话。以滑雪运动员徐梦桃为例，她在网络上分享过自己的部分训练日记，并在北京冬奥会结束后不久出版了《命运翻转：冬奥冠军徐梦桃自传》，这种资料留存、保持记录与写作的好习惯构成了“让运动参与者自己说”的重要呈现方式。因此，运动员的“训练日记”、普通运动参与者的“日记”乃至他们在互联网（如运动APP、微信朋友圈、可穿戴设备等）上所留下的数字痕迹，既是他们彰显主体性的重要体现，亦是他们在自我述说、自我主动留痕过程中完成的“对话”文本，这些都构成个体运动行为志研究的重要资料来源。
与此同时，让运动参与者与他人直接对话，是我们获取运动参与行为事实的另一重要途径。显然，《把自己作为方法》一书与普遍意义上写作方式的不同就在于“对话”，项飙强调通过对话抑或访谈来表达自己的最重要价值就在于“互动”，借此实现与年轻群体的交流。而该书也以一种自然而直白的方式，即“不需要理论框架和参考材料，直接从生活经验中抽出历史认识”，确认了这本书的“对话精神”。近几年，体育学界不乏许多深度介入体育界的学者，例如程志理挖掘运动者在训练技术表达中的切身感，通过与苏炳添、徐梦桃、许昕等知名运动员的对话来完成运动行为志的研究，而这恰恰是将“对话”作为实现个体运动行为志研究，进而拓展运动社会学认知边界的成功实践。
“在场”的个体运动行为志
中国正处于快速转型期，互联网构成这一过程中一股势不可当的力量，促使人们的交往方式、运动参与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以微信、抖音为代表的新媒介和以虚拟比赛为载体的运动，极大颠覆了人们对运动行为传统概念与参与途径的认知，一种新的运动参与方式在原有基础上完成自我承袭与转化。体育学、人类学出现了诸多基于此的网络民族志、微信民族志、赛博民族志研究成果。即便如此，此类研究仍强调经典民族志研究中的“参与式观察”，强调“在场”的重要性。尽管这种“参与式观察”无法完全等同于马林诺夫斯基意义上的长期定点观察，但尤为强调研究者在各类新型媒介空间中的停留与在场。
个体运动行为志研究作为一种把自己看作方法的研究范式，强调“在场”的重要性。“在场”具有多重指向，一是运动参与者的“具身性”体验。确保“个体经验问题化”的可能性，与社会结构、文化观念及其他个体行动相勾连，为分析此类社会事实提供关键支撑。二是在以“对话”为方法时，运动参与者不能缺场。费孝通晚年写作《人的研究在中国》以回应埃德蒙·利奇对中国人类学者的种种诘难，但利奇已逝，费孝通遗憾地表示这是双方之间“缺席的对话”。这是费孝通的遗憾，亦是对话人类学的遗憾。民族志方法的更迭与重构，反映出研究者所处的时代变迁及学科应对。如何借对话的形式，强调个体运动参与的具身性体验，进而推动个体运动行为志研究，仍需循着运动行为的轨迹来进行不断的追踪。
（作者系北京冬奥文化与冰雪运动发展研究基地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