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齐美尔揭示“陌生人”的社会学意义之后，从帕克到舒茨再到鲍曼，他们都注意到“陌生人”在现代西方社会的复杂流变中所呈现的差异立场。齐格蒙特·鲍曼被誉为“用英语写作的当代最伟大的社会学家”，他的社会学研究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开拓性。在其跨越半个多世纪的作品中，“陌生人”（Stranger）概念对个体生存境况最具概括力。鲍曼从社会他者的角度对陌生人进行概念化，探索陌生人如何象征着秩序建构所试图摧毁的矛盾性，以揭示和更深层次地理解社会边缘化和文化排斥背后的根源。作为一种社会关系，陌生人这一范畴不是固定的，而是不稳定的、流动的，并随着社会语境的不同而不同。因此，鲍曼并没有形成关于“陌生人”的特定命题，而是将之作为在不同时期社会中的产物予以显现。他对陌生人的探讨表明了身份建构的关系性和主体间性概念，在这种概念中自我身份是通过与他者的对立构成的。换句话说，陌生人身份受制于一种不同的对立逻辑，以确立其存在的差异性。

　　作为现代秩序他者的陌生人

　　现代规划急于追求普遍性，希望建立和谐的、有序的秩序，以便将稳定性和可预测性加之于社会世界。但在鲍曼看来，秩序和混乱之间的矛盾关系代表了现代社会世界的本质。现代性建构秩序的热情在于克服矛盾性和偶然性，与对陌生人的压制和排斥有关。“‘陌生人’不具有正面的意义”（齐美尔语），典型的作为秩序他者的陌生人是有序和纯洁世界的尘埃，更是现代性所建立的稳定和固定边界的潜在威胁。从秩序意志的角度来看，现代国家通过理性立法构建秩序和排他性的实践，而作为秩序他者的“陌生人”威胁着秩序的确定性，也使得本应清晰可见的边界黯然失色。换言之，秩序是一种双重实践，既包括对世界有意义的结构化活动，也包括将不同群体区分开来，以控制特定社会的再生产。

　　根据启蒙运动的总体规划，现代人应该通过接受工作和国家的抽象价值而成为社会的一员。国家表达了一种比其独立部分更大的归属感，而基于工作成就的社会分层结构则决定了一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但陌生人作为特定社会秩序不可避免的副产品，在秩序化的版图内并没有（也不可能有）位置。因此，鲍曼讨论现代社会对待陌生人的不同方式时，在很大程度上效仿列维-斯特劳斯提出了改造“陌生人”的两种策略，即“同化策略”和“排斥策略”。概而言之，“同化策略”是想尽办法同化陌生人，通过新陈代谢赋予他们新的秩序与规则，使“陌生人”与“我们”的文化或语言变得相似，从而减少他们的陌生感。“排斥策略”是想尽办法驱逐陌生人，将他们限制在可控制领域的边界之外，或者把他们关在特别设计的机构或贫民窟之内，以确保与“我们”保持安全距离。然而，现代性同时运用同化和排斥的策略，试图从文化和身体上对陌生人进行双重排斥，创造一个没有陌生人的世界。正如鲍曼所批判的，现代社会构建社会秩序的雄心导致了一种合法化和科层化的形式，这是无法在现代性的秩序化趋势和技术理性成就之外理解的。

　　作为现代文化他者的陌生人

　　鲍曼认为，文化是人类创造意义和秩序活动的一种表达方式。作为结构化的文化可以被解释为一种实践，“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世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马克思语）。从本体论的角度来说，结构是人类构建世界的固有能力，人类不仅塑造世界，也被世界所塑造。在鲍曼看来，人类通过结构化的文化实践塑造社会世界的结构化活动是一个不对称的过程，这种过程“把受监护人置身于监护人/看守人的视线内”（鲍曼语）。换句话说，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的控制程度取决于前者能在多大程度上确定和预测后者的行为活动。根据鲍曼对文化的审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特定的社会和文化秩序的建立，不仅是人类在努力理解世界的过程中结构其自身世界的一种方式，还与人类自身的归属感有关。正因文化是一种结构性活动，人类才获得了对于他们的归属感而言至关重要的集体身份。人类不仅在世界中找到了一个具体的位置，而且还找到了确定另一个人是否属于某个群体的方法：判断一个人属于群内人还是群外人。群内人构成了一个集体的“我们”，代表的是朋友、社区和他人的亲近，而群外人构成了一个集体的“他们”，代表的是敌人或局外人，并被置于一定距离之外。

　　然而，当陌生人作为文化上的他者时，边界就变得模糊不清和不确定。鲍曼认为，文化他者不是加强边界，而是使边界问题化。在这个层面上，作为文化他者的陌生人是以第三种界限范畴出现在两个已经确立的范畴之间，威胁着群内人和群外人的身份。根据鲍曼的研究，陌生人不构成基于社会、文化或种族相似性的独立群体，他们不能被分类，也无法被分类。陌生人体现了存在于给定类别之间的“非位置”，即既非在“群内”亦非在“群外”，既非“朋友”亦非“敌人”，他的出现预示着对他所进入的文化的干扰。因此，陌生人的社会建构不同于群内人和群外人的社会建构，而是被建构在介于两者之间的矛盾主体位置。在这种情况下，鲍曼引入矛盾性概念将陌生人描述为“绝对矛盾的混合体”。因此，现代工程为了维护和控制社会秩序，对陌生人的排斥是以文化的不相容性或不可混合性来表达的。

　　作为消费社会他者的陌生人

　　“所有的社会都会产生陌生者；但是每一种社会都产生了自己的陌生者，而且是以独特的方式产生了他们。”（鲍曼语）当一个理性、有序、坚实的现代社会转变为一个流动的、全球化的消费社会时，新的社会类别出现并发展，反过来构成了对偏离的陌生人进行重新塑造的基础。鲍曼在对消费社会和它所依赖的社会他者的描述中指出，作为消费社会他者的陌生人是由“有缺陷的消费者”或“新穷人”代表的。在消费社会中，资本控制着市场，那么控制资本的人则在很大程度上构建着社会秩序，而不是被社会秩序所建构。这种控制和支配他人的地位滋生了新的不平等，因为消费者是根据市场的结构和消费能力被安排的，所以合格的消费者自认为是自由的，“通过对一切潜在的享受进行系统开发来实现存在之最大化”（鲍德里亚语）。然而，在一个围绕着消费的选择和自由组织起来的消费社会中，那些无法行使其自由的人则被视为有缺陷的消费者。在这里，鲍曼用陌生人的概念将对立的身份概念化。自我（合格的消费者）和他者（有缺陷的消费者）之间的关系是基于他者对自我身份的重申，以维持自我的身份认同。在鲍曼看来，消费社会所规定的陌生人（有缺陷的消费者），不是与需求相对立，而是与其自身消费能力相对立。因此，有缺陷的消费者不构成消费社会的功能性障碍，而是消费社会的存在方式和维持方式。

　　此外，鲍曼还从全球化的角度论述了作为“被迫的旅游者”或“流浪者”的陌生人。在鲍曼看来，正如消费能力决定一个人是否是合格的消费者一样，能否获取全球空间和流动性构成了最重要的社会分层类型的基础，它决定了一个人在世界秩序中的位置。在后现代多元的世界里，世界被分为旅游者和被迫的旅游者，或者游客和流浪者，后者属于新的陌生人。旅游者可以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意愿停留或移动，当新的、更令人兴奋的机会在其他地方召唤他们时，他们可以放弃现在的位置。因此，全球化是面向旅游者的梦想和愿望的。旅游者之所以会流动，是因为他们发现可到达的世界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而流浪者则没有选择流动与否的自由。流浪者一直处于一种无家可归的状态，要么被禁止离开自己的地方，要么被迫离开。流浪者与有缺陷的消费者具有相同的特征，都代表着不同的、矛盾的人，因为他们具有徘徊在有序的社会门口的不必要的特性。正是通过这种方式，鲍曼将流浪者理解为旅游者的噩梦，表明如果旅游者无法应对全球消费者的“流动生活”所带来的压力和焦虑，便会成为其自身的他者。

　　通过上述分析可见，在鲍曼看来，现代性的宏伟工程虽然受到作为秩序和文化他者的威胁，并试图边缘化作为他者的陌生人，但实际上依赖于这些他者来构建自身。事实上，对秩序的渴望和对通过差异性建立身份的渴望并没有减弱。而作为可能解决陌生人问题的路径，一种更柔性的与之共存的方式更为可取。为此，鲍曼基于“陌生人”三重内涵的分析框架提出“为他者而在”的道德责任，即以一种道德的态度增进与陌生人之间的爱与责任，最终实现与陌生人的和谐共在。

　　（本文系黑龙江大学研究生创新科研项目“齐格蒙特·鲍曼后现代伦理思想研究”（YJSCX2022-014HLJU）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