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域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维度，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2022年初，中央有关部门也提出了治理理念、治理目标、治理制度、治理布局、治理体制、治理方式、治理能力“七个现代化”的总体思路和“以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为战略支点，力争把重大矛盾风险防控化解在市域”的实施策略。实践证明，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既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题中之义，也是一个崭新的时代命题。当前，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亟须抓住三个基础性问题：为什么要重视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市域治理现代化的目标指向何在？如何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现实需要生发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议题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虽然是一个新概念，但是从现实层面看，它是一个现实性很强的问题。实践证明，现实需要提出了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议题。其一，市级层面的特殊地位决定了要重视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在中央统一领导、地方分级负责的管理格局中，市级层面处于承上启下的特殊位置。它既是上级政策的执行落实者，又是本地区公共事务政策的制定者。然而，过去一段时间，市级层面主要被看作地方公共事务治理的政策执行者，忽略了它在社会治理过程中所具备的风险研判、政策制定、体系创新、力量整合、资源调配等方面的重要作用。调研发现，这并不利于地方政府对社会治理形势作出研判，对治理资源进行统筹，对矛盾进行有效调处。相比而言，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框架体系下，市级政府能对社会治理发挥主导作用。比如，它可以对全市社会治理作出整体性的系统谋划，将市—县（区、市）—乡镇（街道）三级作为一个整体来统一架构，并且划分各自的权责范畴，进而真正构建权责明晰、协同共治、运转高效的组织体系。
其二，应对社会治理形势变化发展的需要。当前，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大量产业和人口向城市快速聚集，城市因此成为各类矛盾风险的产生地、聚集地和爆发地。同以往的情况相比，这些聚集在城市的矛盾冲突和社会风险更具突发性、传导性和激烈性，周期性也在不断变化，从“萌生酝酿”到“迅速发酵”再到“集中爆发”的过程大大压缩。但是，其波及的区域范围不断超越传统的县域范围。这就需要市级层面进行资源统筹、合力应对。事实上，市级层面不仅有必要对市域范围内的社会治理进行统筹，而且具有统筹的空间和可能。因为，相对于县域而言，市域具有更大、更明显的优势，能克服县域协调能力不足、反应不及时等问题，特别是在地方立法权和资源统筹协调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这些都有助于应对社会治理形势的变化发展。
旨在回应群众的利益诉求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把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我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归根到底是为了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这实际上就指出了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导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回应群众的利益诉求。
历史和实践表明，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共产党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实践证明，凡是把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放在重要位置，畅通群众利益诉求表达渠道，切实解决群众在生产生活中突出难题的地区，市域社会治理的群众基础就更巩固、绩效就更高。这说明，当前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民生为本，服务为先”的理念贯穿于治理全过程，把满足群众需要、让群众满意作为根本落脚点。
然而，在社会结构日益开放、诉求日益多元的当前，满足群众需要、让群众满意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在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过程中，要真诚真心对待群众。“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群众既是我们党长期执政的根基所在，也是党的理想信念、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充分体现。正所谓，“天地之大，黎元为先”。人心是最大的政治，相信群众、真心对待群众才能凝聚起推动社会治理的磅礴伟力。无数事实证明，相信人民、依靠人民的政党，才能持久地保持执政地位。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广大人民群众中蕴藏着丰富的治理智慧和治理资源。因此，只有相信群众、真心对待群众、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才能夯实市域社会治理的深厚基础。
亟须抓住三大重点环节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多方面协同推进。但是，面对错综复杂的公共事务，必须抓住主要环节。当前，在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过程中，亟须紧扣三个重点环节。
其一，坚持党建引领。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这再次表明党在社会治理中居于核心领导地位。特别是在基层社会治理事务日趋复杂且面临越来越多不确定性的情况下，更需要深刻认识市域社会治理可能遭遇的诸多风险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充分发挥党的坚强领导核心作用，把党组织的领导地位放在突出重要位置，通过建强基层党组织、配足人力资源、构建社会动员新机制，让多元治理主体在党的领导下共同参与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全过程。
其二，注重协同推进。治理与管理的显著区别是，治理不拘泥于某一个主体，而是力求发挥多元主体的协同共治作用，以寻求治理效能的最大化。基于历史经验和现实需要，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同样要坚持协同合作的理念，让政府、公众、企业、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都能以互利合作的方式共同参与社会治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要看到协同共治的基础在于理清政府的角色定位，将政府的主要职责定位于建立健全市域社会治理的政策法规、锻造良好的社会治理体系、提供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实现资源统筹整合、有效调处超越县域范围的矛盾纠纷等基础层面。特别是要着力厘清市、县、乡和相关职能部门的职责范围，推动市级部门与县（市、区）、镇（街）管理有机结合，推动区域协作、条块互补、力量统筹、资源共享、工作联动。同时，还要激发公众的参与积极性，让公众成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强大助力者，真正实现“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
其三，充分开发运用现代信息技术。信息技术是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数字化到智能化再到智慧化，让城市更聪明一些、更智慧一些，是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市域层面不仅蕴藏着社会治理的大量数据资源，而且亟须对这些数据资源进行有效开发、整合利用。可以说，基于信息技术支撑的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不仅是技术创新的必然结果，更是社会治理理念革新和治理效能提升的生动体现。这就意味着，要着力破除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的信息壁垒，从分散孤立的“数据版块”走向集中的“数据系统”，尤其是要从市级层面进一步加强政务、医疗、交通、治安、环保、市场监管、社区管理等方面的数据协同开发，形成全覆盖、多领域、共享便捷的信息技术支撑系统。
（作者单位：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