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者自身的人文素养正是数字人文方法不可放弃的精神内核，社会学研究者可以与技术人员和其他学科的研究者共同参与数字项目的设计工作，将社会学研究秉持的价值中立等核心理念嵌入平台搭建的全过程中。

　　数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方法是将数字技术应用于人文研究的一种新兴研究方法。它以人文主义为灵魂，保留人文研究者们的人文感性和批判性思维；以计算机技术作为路径，通过信息检索、超文本、多媒体、计算机统计分析、数据可视化和数字地图等数字方法，延伸人文学科研究的时空范围和纵深程度。数字人文方法是一个具有“跨越”意义的方法，它不仅跨越不同学科之间的界限，也跨越了纯理论与应用、定性与定量及理论与实际的界限。数字人文方法的使用强调合作性原则、生产性原则、批判性原则和包容性原则；数字人文平台以终端用户为中心的性质，一反传统人文平台的单一性和封闭性，强调社交性和交互性，皆预示了知识生产的“去中心化”发展趋势。这对于深化社会学研究和优化社会学方法具有重要的多重启发意义。

　　实现定量方法和定性方法深度融合

　　当前社会学研究方法大致是以定量方法和定性方法二分天下。一方面，数字人文方法可以满足量化研究对“量”的要求。受实证主义之风的影响，依赖数据库、统计软件等计算机工具进行作业的量化研究与数字人文方法具有天然的适配性。大规模的数据库、语料库或共时性的数据流为定量研究提供充足的样本量，甚至省略抽样过程直接对总体进行研究。毋庸置疑，研究的信度和效度较传统的数据研究效果会得到一定提升，更便于研究者从中发掘规律、趋势和反常事件。它带来的改变绝不仅限于此，传统社会学量化研究遵循研究假设、建立模型、验证假设的研究步骤，但大数据方法的介入导致研究对假设和模型的依赖有限，数据遵循自己的逻辑得出研究结论，社会学研究的方法可能会发生革命性的转变。另一方面，数字人文方法也可满足质性研究对“意义”的探求。已有研究表明许多质性数据往往只需要进行简单的可视化处理，就足以解释其隐含的重要现象与规律，一反数字技术只适用于定量研究的固见。强调体验的田野调查法有其局限性，在对田野日记的收集、解释和分析中往往囿于研究者的主观视角。在数字人文方法的帮助下，原始作品将被上传到网络中并进行传播，在此过程中，其他研究者可以在原始文件之上不断地添加、修改和混合，大量细节不断被发现，直至展现出一幅完整的社会图景。不过，该方法引发的关于知识产权和迭代版本的问题仍待研究者讨论。

　　促进研究成果可视化呈现和数字化表达

　　数字人文方法对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意义不止于此，它也给予文献研究以技术支持，研究者可以根据研究需要自由选择对文献进行“细读”或是“远读”。通过对大量文献的量化分析，研究者不再苦恼于难以消化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这不仅会提高文献阅读的效率，那些依靠细读无法获得的文本之间的关系也会浮出水面。同时，深层制图是数字人文方法的一种新兴实践，它参考了社会学、人类学中的“深描”一词。后者强调理解行为必须将其置于其所在的丰富具体的背景中，描述行为不能离开对这些背景的细致说明。深层制图方法将地理信息系统与数字制图平台相结合，物理景观被细分为多个图层，每一图层之间关系相互勾连。研究视阈得以在宏观与微观、表面与深层之间游走，数据也可以在多维空间内流动，地图间呈现出的关系与差异也可成为一项新的研究问题。可视化也是近年来数字人文领域已趋于成熟的研究方法，它是利用计算机图形学和图像处理技术，通过对数据的聚合和提取，将其转换为图形、表格和图表等形态的一种方法。以往的社会学研究报告中，图形等作为为文字论证提供解释或佐证的辅助性工具，需要为文字叙述服务，难免受到研究者主观解读的影响。但可视化数据本身就是一种论证方式，具有清晰、易读和客观等特点，可以丰富研究成果的视觉呈现。

　　助力研究范式优化和更新

　　数字人文方法作为一种新兴研究方法，还有很大的探索空间。一是在数字技术的工具层面发展仍不成熟，一些硬件和软件的应用方面还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二是在数字人文的理论层面尚未达成共识。当前数字人文方法并没有形成唯一性概念，我们可以在不同领域找到关于数字人文的交叉定义。但是，随着计算机技术发展的突飞猛进，社会科学范式正在经历新陈代谢的过程，西方学者将两个崭露头角的新范式称为“社会的信息处理范式”和“社会科学的计算范式”。在这两种新范式的共同作用之下，社会学是会保持已形成多年的多范式共存局面，还是会打破现有的多范式平衡状态，在社会科学领域捷足先登地推行一场范式革命，仍然是一个问号。不过，已有学者认为它至少成为一种在社会学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主流范式已经是必然的趋势。

　　推动各分支学科发展走向深化

　　数字人文方法可以扩大社会学研究的问题域，给网络社会学、历史社会学和知识社会学等分支学科一个重新审视自身的机会。数字化浪潮之下，社会互动发生的场域已从实在向虚拟转变，并深刻改变着传统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网络社群孕育而生并不断壮大，传统社会学研究范式在面对流动性、多变性和不确定性的网络社会时屡遇掣肘，数字人文方法具有的数据挖掘能力让大数据分析和云计算成为可能。数字人文方法的助力也使网络社会学研究得以在时空范围内无限延展，研究可以被不同时空坐标下的研究者开放访问和在线编辑，网络民族志这一曾经让研究者力有不逮的领域也悄然兴起。同时，社会历史可以在数字压缩的技术下呈现交互式的扁平化样态，研究者可以更加直观地感知历史演进的变迁过程和与社会各要素之间的互动，给历史社会学的研究带来新的启发。知识表示、演绎和生产发生的重大转向也向知识社会学提出了新问题，周建新在知识社会学的视角下，从知识生产的环境性、迭代性、多样性和联动性四个维度建立了数字人文知识生产的分析模型。不仅如此，一些新兴交叉学科也可以在数字媒介的背景下寻找到发展契机，如影视社会学、计算社会学。研究者将重新审视传统社会学所提出的问题，使传统社会学研究焕发新机。

　　强化“科学”与“人文”并重的学科价值取向

　　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受到西方数字技术的影响，数字人文的实践也在我国兴起，但鲜有人反思中国语境下的数字人文问题。我国是一个拥有源远流长的人文思想的国家，从中国社会学发展脉络来看，人文主义也一直是中国社会学研究的价值取向，这意味着数字人文方法必须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才可发挥最大的能量。对于社会学研究者来说，要把握好“科学”和“人文”两者的平衡，不能过分依赖科学技术给予我们的工具便利，对于那些中国社会中“只能意会”的问题，要为社会学的想象力保留施展的空间。当然，数字人文方法要求研究者具有阅读和设计的能力。数字人文方法需要借助数字、字符和语法指令等计算机语言的辅助，这意味着掌握基本的计算机知识是研究者应具备的素养。而研究者自身的人文素养正是数字人文方法不可放弃的精神内核，社会学研究者可以与技术人员和其他学科的研究者共同参与数字项目的设计工作，将社会学研究秉持的价值中立等核心理念嵌入平台搭建的全过程中，包括内容模型的建设、用户界面的设计和数字环境的营造等方面。肖鹏认为若想帮助人文学者进入数字人文时代，不仅需要提高研究者的数据能力，更为紧迫的是构建一个面向人文学者的数据素养模型，从根源上解决人文学者的能力缺乏问题。推动数字人文方法与社会学研究的结合，为数字人文的应用提供发展空间。

　　（本文系东北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校内青年基金团队项目（19QT00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社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