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是生发于中国社会几千年历史文化根基的现代化，更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和中国共产党引领下的现代化，同样也是祖祖辈辈中国人民共同创造共同实践的现代化。身处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学者，应继承经典社会学家探索现代化的雄心壮志，还应抱持探索其所处社会独特现代化进程的好奇心。在10月14—15日召开的首届“学术中国”国际高峰论坛·经济学、社会学分论坛上，国内外十余位知名社会学者围绕会议主题“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展开深入研讨。

　　在多元现代性视野下识别中国式现代化

　　21世纪是多元现代性共同发展、多样现代化彼此融合的过程。全面描述现代性的多元样态并从理论上进行总结，有助于推动多元文化的共存共赢。一种文明的成长需要数千年点滴文化细节的积淀、培育和成长，同理，一种文明基础上成长起来的现代化模式也必然是社会各种要素长时间汇聚、碰撞、融合、促进和整合的结果。意大利米兰大学政治学与社会学荣誉退休教授、国际社会科学理事会原主席艾伯特·马蒂内利认为，21世纪的世界是一个单一的体系，也是一个碎片化的世界。一方面，全球范围内各经济体之间的经济技术关系的联动性和依赖性更强。另一方面，各政治体、文化体之间的独特性、排他性也更为突出。这要求我们必须承认并尊重通往现代化的多元路径和方式，并在此基础上反思学习、互利共赢。欧洲科学院副主席比扬·维特罗克教授认为，关注社会科学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重新审视知识体系与社会发展规律之间的关系，会增进我们对多元现代性的理解。

　　借助比较研究，我们更容易把握多元现代性的现实基础。拉丁美洲社会科学理事会执行秘书卡琳娜·巴特雅尼教授谈及拉加地区的现代化进程，并将其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作了对比。她认为，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和拉加地区之间的反差就日益明显。美国帮助拉加地区发展的行动却令其现代化经历了边缘化的过程，经济处于全球产业链下游、政府和国家能力丧失、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下降、劳资关系不稳、不平等现象增多，等等。当拉加地区经历这一切的时候，中国却在自己的现代化道路上成功帮助8亿人口摆脱绝对贫困，并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中国式现代化具有独特的历史和文化特征。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李培林研究员认为，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国在发展的动力、发展的比较优势、发展的约束条件、发展的基本规律、发展的国际环境、发展的根本目的等一系列重大发展议题上，基于自身的新发展经验，已经形成了系统的理论认识，为构建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经验的新发展社会学奠定了基础。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三个显著特征，即中国走向现代化是一场非常罕见的巨大社会变迁，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是两个重大转变同时进行，中国式现代化实现跨越式发展并出现发展阶段的叠加。

　　中国式现代化既有阶段性和独特性，也具长期性与普遍性。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陈光金研究员认为，社会结构是一个社会的骨架，在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结构的现代化具有基础性地位。分析整理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基本趋势和总体格局，是社会学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题中之义。香港学术中国研究院院长黄平研究员认为，中国实践不能只是一个“例外”，甚至被认为是不可复制的。我们一方面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相结合，走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另一方面把社会主义实践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走在民族复兴之路上，这就很可能走出更具普遍意义的道路来。

　　中国实践汇聚中国方案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在解决新问题、化解新挑战的过程中探索、形成的。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不仅多发展阶段叠加、多种机遇并存，其所面临的问题也奠基于中国社会的当前发展阶段。老龄化、数字化是影响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新变量。如何应对这些新挑战，考验着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的智慧和勇气。

　　老龄社会为中国社会的平稳转型增加了新的挑战，在“未富先老”的格局下发挥中国治理体系的优势、释放治理体系的效能，是下一个百年开局的“第一考”。复旦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复旦大学人口与发展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彭希哲教授认为，中国是老年人口规模最大和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因此应对老龄化的任务也最繁重和最复杂。过去40多年间，我们完善中国老龄政策主要靠“摸着石头过河”和广泛学习西方经验，老龄社会治理体系经历了从无到有、不断改进的过程。随着中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已很难通过借鉴西方经验来解决我们的现实问题。因此，我们应在深刻立足中国现实的基础上，凝练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中国逻辑”，进而形成老龄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中国方案”。我们应发挥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范式优势，强化“一核多元”治理合力，强化“国家—家庭—社会”均衡的三元治理结构优势，整合挖掘中国老龄社会治理资源多元化优势，利用时代红利凸显中国老龄社会治理的“后发优势”。

　　伴随中国社会进入数字时代，数字技术引发了生产和生活方式的重大变革，改变着当下社会的组织化方式。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王天夫教授指出，数字时代的技术进步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社会生活，形成了一系列解构与重组社会结构的新机制，也产生了新的社会运行规则。在数字社会中，数字网络改组了工业社会中的组织结构形式，将个人打造成数字网络的基本节点。这是既往社会中尚未出现过的组织状况，因此新兴的数字社会研究需要创新研究范式、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这给社会学学者带来了一个全新的机遇。在继续推进实证经验研究的同时，数字社会研究更应该利用这一学科发展的机遇，从知识生产的角度，推动发展中国特色的数字时代的社会概念、社会理论与社会思想。

　　人口经济与阶层结构的变迁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动力，也是影响中国式现代化实现方式的客观条件。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张翼研究员展望了中国未来中长期社会现代化的进一步趋势。未来，只要中国每年的GDP增长率稳定在5.0%—5.5%，则将在一系列稳定的社会转型中完成“十四五”规划的中长期任务。中国将在2027年左右达到人口峰值，城镇化率会大大提升；在工业化过渡到中后期之后，中国劳动力人口的从业部门将继续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未来中国社会结构变化的一个显著趋势，就是中等收入群体和中产阶层的稳定扩大。中国会加大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力度，促进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在收入差距缩小的情况下，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会大幅改善。在人口转型加速背景下，要达到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就必须加速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

　　从中国实践中总结中国经验

　　中国百年现代化历程虽始于对西方的借鉴，但与中国实践者的探索和创新密不可分。在引进西方文化诸要素的同时，中国实践者也在不停地吸收中国文化中的优秀元素。中国的治理实践始终强调和坚持合作、互利共赢，蕴含着深刻的智慧。

　　首先，坚持人民性与公共性的统一。上海大学原副校长李友梅教授认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推动力与西方不同，不是来自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张力，而是来自人民共同体的力量。相较于西方国家上百年的治理转型而言，拥有十几亿人口的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仅用了几十年时间就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显著成就。其中的深层机理恰恰蕴含于独特的历史实践经验之中，体现为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始终坚持人民本位价值基础上的共同体建设，人民性是其本质逻辑的集中体现。中国社会治理实践带给世界可供借鉴的实践经验，就在于如何化解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张力，以共同价值求得共同发展。

　　其次，强调“硬件”和“软件”的统一。上海纽约大学应用社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吴晓刚教授认为，中国的经济崛起和可持续发展不仅要关注社会整合的形式框架（“硬件”系统），更要关注构成社会整合内容的人心凝聚效应（“软件”系统）。加强社会凝聚力建设，应被尽快列入党和国家的政策议程。中国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保持社会稳定的长期实践，为研究社会凝聚力建设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宝贵的经验，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第一，中国社会凝聚力建设是在一个相对同质的社会中进行的。第二，中国文化中深厚的集体主义传统与社会凝聚力建设具有天然的亲和力。第三，中国社会凝聚力建设可以依托于层级组织结构，具有清楚的组织目标。第四，中国社会凝聚力建设具有良好的微观社会基础。第五，中国社会凝聚力建设是在党的领导和组织下进行的，能够避免凝聚力在某些群体内过强而导致的负面影响和与其他群体之间的冲突。

　　最后，强调国家与农民之间“家国一体”的伦理基础。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周飞舟教授认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着彼此衔接、一气贯通的社会机制，这些机制的运行能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效，其根基必然深植中国深厚悠久的社会结构之中，其中国家和农民关系是关键所在。国家扶持农民，实施强农惠农政策，而农民则由响应国家到热爱国家，这可被称为“家国一体”的关系。建构共同体，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内涵的提炼，也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文化根基。

　　我们期待更多的社会学者能够从理论体系、时代议题、方法路径、历史传统、思想图景等角度和层次，学理化地探索和揭示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为社会学的新发展提供新思路，发挥社会学学科在推动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融合发展中的优势，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美好社会的建设贡献学理智慧。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