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句大家耳熟能详的非洲谚语：“It takes a whole village to raise a child”——养育一个孩子需要一个村庄的力量。在笔者研究所涉及的卢旺达历史上，即便在那些物资并不充裕的传统社会中，人们也会集聚整个村庄的力量，为新生儿母子提供牛奶；一个怀抱婴儿的母亲出门，不需要携带任何食物，她在沿途敲开的每一户人家都会为其提供基本的生存所需。但是为什么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在提供诸多便利的同时，却将抚育和照料重新推回到私人家庭领域内部？养育孩子为什么变成了需要精心计算和测量的成本—收益模式？在高度竞争和内卷化的生活方式之外，还有没有另外一种生活方式的可能？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到了人类历史活动中的两种生产：其一是人类为了延续生命所必需的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其二是关于双重生命生产，也就是通过劳动达到的自己生命的生产和通过生育达到的下一代生命的生产。这两种生产对人类社会的维系而言都至关重要、缺一不可。但是长久以来，在主流经济学中，对“生产”的讨论仅包含市场交换过程中物质资料的生产，因此女性主义学者将第二种生产（也就是双重生命的生产）称为“再生产”。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认为“再生产劳动”是指清洁、做饭、照顾孩子等照料与家庭事务。2000年之后的女性主义者则进一步指出：社会再生产不仅包含新生儿的生育和抚育，也不仅仅是照料家庭成员和伙伴，还包括安全食品的供应，工作—家庭平衡，公共教育和健康照料体系，社区中的休闲设施，老人的退休金和福利保障制度，以及营造社会共同体，维系共享的意义纽带、情感、价值观等对维持更大的社会系统再生产不可或缺的情感与物质劳动。

　　社会再生产可以由国家提供，也可以通过市场购买服务，还可以由家庭内部承担无酬劳动。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和历史演变过程中，再生产劳动的组织形式具有不同的特征，并反映了阶级、性别、族群等权力关系。“社会再生产理论”（Social Reproduction Theory）就是要考察国家、劳动力市场、社区和家庭在儿童抚养、老年照料、家务劳动、社会维系等不同类型的再生产劳动过程中的权力互动和平衡，从而为我们理解不同群体日常生活的运作及其系统性关系奠定重要基础。

　　在传统社会中，生产与再生产呈现为以家族（domus）为单位的复合体：女性以参与“后院经济”等方式加入家庭劳动生产，男性和共同体成员也以某种方式分担再生产职责。现代工业社会的重要转变之一就是将经济生产从家庭中分离出来，纳入市场这一重要的公共领域之中；而生育和抚育被前所未有地置于高度区隔的核心家庭私领域中。社会再生产所需要的诸多社会支持和纽带在现代化进程中被逐渐拆解和打散了，出现了现代意义上高度对立和分离的公—私二元体系。在此过程中，经济生产被赋予前所未有的重要价值和优先性，并从效率、理性、秩序的角度重构了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逻辑。

　　这就导致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了一系列全球性变化和趋势：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经济、政治、文化等公共生产领域，但其背后所承担的再生产职责却被屏蔽。作为企业的理想员工，个体似乎只需要围绕着生产计划完成其生活安排，但却被剥离了作为人所应当承担的社会再生产的职责。传统社会中包括男性在内的共同体力量对再生产职责的体验与分担，被高速运转的货币经济入侵和瓦解；除了挣更多的钱来满足家庭养育和照料的需求之外，男性似乎很难融入孩子生育和抚育的过程之中。社会公共部门不承认其成员所承担的社会再生产责任，将其视为个人家庭事务，需要由家庭内部自行协商解决。再生产劳动成为看不见的隐形负担和成本，在家庭内部形成责任转移，或是由货币购买的服务和商品。但由于再生产劳动的价值本身仍然从属于经济生产，从而初步形成了基于性别、阶层、年龄、城乡的“照料责任转移”和“全球照料剥削链”（global care chain）。与此同时，市场的逻辑和要求亦会倾泻到再生产领域之中，带来再生产劳动者自身的“内卷”与异化：从传统的共同体生活退回到私人家庭的封闭式照料和养育模式，不仅让再生产劳动的承担者很容易陷于社会孤立和价值贬损；他们的劳动和生活安排也往往需要围绕着外部经济生活的节奏和安排，而非再生产劳动的需要本身。

　　如果说生产的逻辑强调的是效率、工具、理性、竞争和冲突，那么再生产的逻辑则是强调关怀、情感、照料、相互合作与支持。早期女权主义的斗争目标更多围绕着女性从传统家庭生活中的“独立”和“解放”；在经历了两百余年的抗争与发展之后，日本女权主义学者上野千鹤子指出：“女权主义的成熟，就是从‘依存’（dependence）到‘自立’（independence）再到达‘相互依存’（inter-independence）的过程。我们并不赞同以往那种‘孤立’‘拒绝帮助’等狭义的‘自立’概念。而这也是对‘近代个人主义’的质疑。”

　　在经济理性的主导下，我们习惯于站在效率和利润的角度衡量人类劳动和工作的价值，将高科技、高利润、高风险的“理性工作”和日常化、情感化、关系性的“照料劳动”之间做出了高下之分。然而当数字化、信息化和智能化已经能够替代大部分物质资料生产的同时，反而是那些针对人的具体、多样、交互性的情感需求和照料满足是无法完全被“非人劳动”所取消和替代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或许应当重新审视和看到“再生产劳动”的价值和意涵，即从女性及其所代表的社会再生产的视角来重新审视这个世界。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在《女性的力量——中国抗疫战中的上海女性》一书首发仪式上表示：“在未来，全球疫情将以何种形式结束？一定是人类科技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但在这个基础上还得有全球性的大协作。女性具备了这场全球协作中需要的智慧和勇气，女性的领导力在全球抗疫战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女性的力量值得引以为傲！”这里的“女性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指人类在生育、抚育、照料的过程中形成的温和、细致、耐心与协作。这并不是只有女性才具有的独特气质，而是构成完整人类气质中的女性原型。只不过在过度强调和凸显竞争、效率和物质主义的经济理性进程中，我们逐渐遗忘和迷失了这些完整人类心灵构成要素的重要组成部分。

　　回到文章开头提到的那句非洲谚语，在世界形势变动不居、人类命运共同体充满不确定性的当下，我们更需要回到双重生命再生产的角度，重新审视这个世界的发展逻辑和性别发展的未来。

　　（作者单位：中华女子学院社会工作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