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着重发展经济的时代，旅游因资源消耗少、环境污染轻而被称作“无烟产业”，为国民经济的转型作出了重要贡献。随着我国步入以追求美好生活为目标的新时代，旅游将发展成为综合性的“幸福产业”，在促进社会健康发展中发挥更全面的作用。在新时代，社会学应重新审视旅游的本质，探索旅游的社会意义，为旅游学术研究和应用研究寻找新的视角与路径。

　　旅游作为现代人的一种生活方式

　　旅游是一项有着漫长历史的人类活动，“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为世人共识。在现代社会诞生之前，中西方都有“朝圣”与“游学”的传统，这两项活动也因此被视作现代旅游的雏形。朝圣是宗教信徒前往圣地进行的具有重大的精神及信仰意义的旅程，其旅途的艰辛凸显了旅程的神圣色彩。游学则更加世俗化，强调在目的地了解异国他乡的风土人情，从而扩展视野，实现自我成长。因此，人类的流动从来不总是为了生计，还与丰富精神生活、知识认知和休闲娱乐等因素密切相关。

　　现代社会的到来催生了大众旅游业，旅游实现了规模化和产业化。火车等大众交通工具的出现降低了旅游成本，媒介的发达进一步激发了大众对于远方的向往，越来越多的普通人通过购买包价旅游产品，前往异地进行观光和休闲，获得审美和愉悦体验。所以，旅游不再是少数精英的特权或宗教信徒的专属。面对大众旅游业的日益繁荣，以布斯汀（Boostin）为代表的文化精英却痛心疾首。他们批评大众旅游者只追求享乐，沉迷于旅行社或景点制造出的“虚假事件”，是肤浅而庸俗的。然而，社会学家麦肯耐尔（Mac Cannell）却提出了相反的观点。他认为，可以把现代旅游者比作古代的朝圣者，后者追求宗教真理，而前者寻求的是“原真性”（authenticity）。麦肯耐尔指出，现代性在给人类社会带来物质财富增长的同时，也造成了精神危机，这种精神危机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疏离、人在劳动中体会到异化感、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因此，现代人旅游的动机隐含着对自由的追求，这是人们从现代工业生活的压力和紧张的日常生活中逃逸出来的企图，是对压抑和机械化生活的反抗。人类学家格雷本（Graburn）因此提出“旅游仪式论”，指出旅游可以被理解为一种仪式，是一种与日常家居生活和工作形成强烈反差的、集休闲旅行于一体的特殊仪式。

　　然而，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中国社会发生消费转型，旅游从无预算消费转变为有预算消费，人们对旅游的认知逐渐从一种仪式发展为一种生活方式。除了现代人旅游的频率越来越高，还出现了种种将旅游融入到惯常环境下的生活方式，最典型的有以下三类。第一类是生活方式型旅游移民。在大理、丽江、阳朔等地就有这样一批旅居者，他们曾经是北上广等一线、二线城市的白领甚至企业家，为了获得一种更满意、更自由的生活方式而离开繁华都市，前往气候温和、阳光充足、空气新鲜、安静古朴的“旅游地”，从过客成为驻客。第二类是季节性旅游移民。不少来自东北、西北的老年人前往三亚、珠海等温暖的异地城市度假式过冬。第三类则可以被称为第二居所旅游移民，既有西藏、青海等高原地区的居民定期前往成都、重庆等低海拔城市度假，也有都市人群在周边区域购买房产以作闲暇时节之用。当下的旅游已经兼具神圣的仪式性和日常的生活性，因之愈发紧密地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联系在一起。现代旅游，已经成为现代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世俗性的仪式。

　　旅游作为一种社会形式

　　社会学家齐美尔指出，社会学的研究不仅要针对内容，更要针对形式，社会形式是“从众多个体和个体的互动中抽象出的区别各种行为的根本形式”。随着旅游成为“流动社会”的象征，我们可进一步将其视作社会形式的一种理想类型。这就要求研究者打破仅仅将旅游活动看成经济现象的思维定式，从社会整体的角度出发重新理解旅游。

　　就研究内容而言，我们应将旅游视为理解当下社会的窗口，以此解析旅游者的行为及其产生的社会意义。例如，旅游流动常态化的过程中，既有城市流向乡村的生活方式型移民，又有农村流向城市的新居民。云南鹤庆的白族人在历史上便以制作银饰闻名。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改革开放的驱动下，有部分手工艺人从鹤庆前往拉萨谋取新发展，而网络时代的到来和拉萨旅游的发展则彻底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近十年来，拉萨旅游业与城市商业经济迅猛发展，旅游纪念品、藏族饰品等需求旺盛，鹤庆艺人不仅大量涌入拉萨，并且在那里扎根，形成了民族经济聚集区。无论是白领们从北上广流动到大理、丽江，还是农村手工艺人从鹤庆到拉萨，旅游影响下的流动重组了人们的社会生活、重构了地方的经济文化是不争的事实，而这构成了旅游作为社会形式研究的内容基础。

　　就研究方法而言，将旅游理解为一种社会形式为跨学科合作奠定了基础。在流动社会的大背景下，各个学科都从自身的视角出发，对流动现象进行了讨论。例如，地理学从时空间结构的改变来研究空间流动及其对个体或者社会产生的意义，社会学开始关注阶层垂直流动与地理空间流动的关系，人类学则重视群体流动中和流动后的主客互动等。旅游流动作为一种社会形式，为各学科打破壁垒，围绕共同的社会问题与科学问题建立有效的合作提供了条件。

　　在以追求美好生活为目标的新时代，旅游从单纯的神圣仪式的认知和实践，发展成为一种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因而成为流动社会的象征并进驻到中国人社会生活的中心舞台。文化和旅游部的成立，既标志着旅游供给将发生结构性的改变，也昭示着旅游对社会产生日益重要的影响，旅游研究也因此需要新的理论视角与方法论。将旅游作为一种社会形式，有助于探索旅游流动如何重组社会生活与地方生成，更为跨学科合作开启了可能。新时代的旅游研究应该最大限度地发掘旅游在发展地方经济、保护地方文化、促进民生改善中的潜力，为美好生活的构建提供支撑。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西南少数民族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研究”（15ZDB118）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旅游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