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哲学与欧陆哲学的两分可谓现代西方哲学的老生常谈，有关这种区分的反思也并不是什么新鲜题目。而我们今天之所以要在汉语思想语境中重启这个话题的讨论，依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周北海教授的《欧陆哲学讲逻辑吗？——分析哲学和欧陆哲学的论辩》（以下简称《论辩》），构成一个相当好的争辩起点。
重提分析哲学和欧陆哲学的意义
首先，随着汉语世界的现代西方哲学研究日益进入专业化、规范化的阶段，两种思想风格迥异、工作方式有着重大差别的哲学路向，愈发呈现出互相隔膜的状况。于是，各执一端的两种传统大有局限于自身“洞穴”的危险。其次，这种争执和隔膜也愈发清晰地体现在教学当中。用戏剧化的语言来说，研习西方哲学的青年面前摆着分析或欧陆两条道路，必定要选择其中一条，至此面对截然不同的哲学。当然，这是夸张的说法。可并不夸张的是，这种争执和隔膜正在成长为“房间里的大象”。关于分析哲学与欧陆哲学之争，国际学术界早有热议，比如当年分析哲学家联名控诉德里达、判定其为“伪哲学”的事件。再如阿佩尔、哈贝马斯和亨利希等老一辈德国哲学家，以及布兰顿这样的当代英美哲学家，都从各自的传统出发，做出了沟通两者的巨大努力。可我们只要翻看专业的哲学期刊，或深入哲学系的日常，就会发现这两者的隔膜并没有随着大师们的努力而减少，只是更少得到谈论了，因为这已然成了一个几乎尽人皆知的事实。
可哲学思考恰恰是化事实为问题，将“熟知”提升为“真知”的实践。《论辩》足够清晰也足够尖锐地抛出了问题。其尖锐品格尤其表现在，分析哲学与欧陆哲学之争在此不是呈现为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式争执，而是呈现为柏拉图与智术师的争执。不是两种哲学的争执，而是哲学与伪哲学的争执。苏格拉底—柏拉图传统决定性地将论辩提升为论证，将哲学思考建基于逻辑之上，从而完成了哲学性论证和政治性修辞的区分。基于形式逻辑及其当代形式（数理逻辑/现代逻辑）的分析哲学因此自视为柏拉图的真正传人，不但继承了柏拉图那里最紧要、最核心、最正确的要素，而且抛弃了其中的“文学外壳”，发展了在柏拉图那里仍嫌粗糙的逻辑形式。相反，欧陆哲学的合法性在这种叙述中则显得极为可疑。欧陆哲学要么同样基于形式逻辑，要么得有自己的逻辑，否则便与智术无异。可如果欧陆哲学同样基于形式逻辑，那么欧陆哲学之名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一切的哲学都是分析哲学。换言之，欧陆哲学如果不能交代清楚自己的逻辑问题，那么照《论辩》一文的道理来看，要么得关门歇业，要么就得大大方方地自称为智术。面对这项尖锐的指控，我们因此大有必要谈论欧陆哲学的逻辑问题。
欧陆哲学之名与实
欧陆哲学的逻辑问题却是一个自带陷阱的问题。我们只要稍加反思，就会发现欧陆哲学与分析哲学是两个完全不对称的命名。单从逻辑来看，欧陆哲学乃是一个地理和文化概念，所对应的当是英美哲学，两者共同组成了西方哲学。可如果这样来命名，那么问题也就转变成了欧陆哲学与英美哲学在文化属性上的差异，于是两者非但可以共存，而且还不妨互相借鉴，欧陆哲学与分析哲学之争所包含的全部尖锐品格也就顿时消散不见了。
要理解欧陆哲学之名所蕴含的真正的思想问题，我们就要从这个区分的思想史语境出发，而不是单从逻辑来看（或者说，要从这个区分的概念史逻辑出发，而不是从形式逻辑出发）。这个语境就是19世纪下半叶实证科学的突飞猛进和观念论传统的瓦解。由德国哲学家弗雷格开其端，由罗素、摩尔和维特根斯坦等在英国，由卡尔纳普等先在维也纳然后在美国所推动的这场哲学革命，有着高度的方法论自觉，其最初的动机正是通过语言和逻辑形式的分析反抗学院中仍然固守阵地、对新的知识境况却已然失去回应能力的观念论传统。所谓分析哲学，正是这样一种哲学运动的自我命名。和同时期的现象学运动一样，这种命名并非偶然地以方法为重心。欧陆哲学在这个意义上是“被命名”的，并且这个“被命名”已然体现出问题的困境。分析哲学虽有清晰的方法意识，可它很难用一个相应的方法论术语来概括自己的对立面。这首先因为“欧陆哲学”是个过大的框子，里面装了所有不同于分析哲学的哲思形态，于是几乎不可能通过一个方法上的单一名称得到恰当的概括；其次，也因为传统哲学并不像分析哲学这样以方法为自身的立足点，欧陆哲学中的某些流派，比如阐释学，就对科学主义的“方法崇拜”有着深刻反思。《真理与方法》的“与”和《存在与时间》的“与”是两种意义上的“与”。
简言之，“欧陆哲学”之名源于分析哲学的自我命名。所谓“欧陆哲学”，实质上是这次命名行动对于区别于自身的传统哲学形态的粗略概括。这种概括并没有直面欧陆哲学的逻辑问题，而只是通过这样一个方便的标签来完成自我合法化。我们谈论“欧陆哲学的逻辑问题”，因此必定面临两个陷阱：（1）被对方设定议程、规定视角的陷阱；（2）以偏概全的陷阱。然而，面对清晰而尖锐的指控，我们又不得不通过谈论“欧陆哲学的逻辑问题”为自身辩护。我们的谈论因此只能是试论。
先验逻辑、辩证逻辑与隐喻
在做了以上种种预先说明之后，我们可以径直断言：欧陆哲学绝非不讲逻辑，只是对于逻辑的性质及其可能界限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笔者还认为，这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并且更为深刻，更加充分地体现了哲学的反思品格。有关于此的决定性洞见清晰地表现于“先验逻辑”的命名时刻：“它只与知性和理性的法则打交道，但只是在这些法则与对象先天地发生关系的范围内，而不是像普遍逻辑那样，无区别地既和经验性的知识、又和纯粹理性知识发生关系。”康德在此虽然并没有用“形式逻辑”的提法，可他所指的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形式逻辑。逻辑本就是形式的，何以还要称之为“形式逻辑”？此中原因恐怕就在于康德的这个决定性区分。在分析哲学与欧陆哲学之争中，欧陆哲学是被命名的；在形式逻辑和先验逻辑的区分中，形式逻辑恐怕才是被命名的一方。我们只有深入思想史，才能理解其中的“逻辑”；如果单从形式逻辑上看，就会错失其中的决定性问题，遑论理解其中的决定性洞见。
康德的洞见可概括为以下两点：（1）逻辑可以关乎对象或内容，并且这种关乎对象和内容的逻辑在哲学上才是真正重要的，纯粹形式的逻辑其实并未进入哲学问题的内部；（2）一旦关乎对象，就要在对象当中做出区分。康德尤其强调的是，在经验性对象和超越经验的理念之间做出一道关键性区分。亚里士多德一般被视为形式逻辑的开创者，可康德的这两点洞见事实上同样可以追溯至亚里士多德。因为如《范畴篇》这样的著作，就不仅是逻辑学，而且可以读作他的（早期）存在论。既如此，亚式逻辑学岂不是同样关乎对象？而一旦关乎对象，从康德的角度来看，就会进一步遇到划界的问题：我们用以言说经验物的范畴，是否适于言说超验的理念？这是两类根本不同的“存在”。存在论于是就在康德式视角中产生了一道裂隙，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言说经验物的范畴和相应的逻辑挪用于超验理念。
反过来，我们同样可以说，康德式视角在打破传统存在论的提问方式的同时，事实上也打开了存在论的新视野，释放出全新的存在论潜能。而这正是我们理解黑格尔式辩证逻辑的恰切入手点，甚至也是我们理解尼采式隐喻哲思的有效入手点。这当然是一个颇不寻常的大判断，关系到欧陆哲学内部的重大思想关节，非一言能尽。我们在此只满足于强调，先验逻辑可以称为一种内容逻辑。从这种内容逻辑的视角来看，不做任何内容区分的形式逻辑因此不免停留于表面。而一旦深入内容，黑格尔式辩证逻辑和尼采式隐喻就已经等在门口。黑格尔的逻辑学之所以呈现为一条辩证发展的道路，而这种辩证逻辑之所以同时是存在论，就因为他不是漫无差别地谈论逻辑，而是考察看似纯然形式的概念方式如何构造了事物的存在，又如何在自身中蕴含着超出自身的潜能、内在要求着更为合理的概念方式，如此便在内在矛盾性的逻辑发展中呈现出存在的各个环节，直至这个逻辑—存在系统的完成或自洽。我们当然可以质疑黑格尔的整体构造是否为现实做了过度的合理性说明，也可以在某些环节的合理性上与黑格尔展开充分的论辩，但我们无法忽视黑格尔式辩证逻辑的一个基本洞见：哲学所关心的并非纯然形式的、无关现实的空洞概念，而是深入到现实当中、构造着我们看待现实之基本视角的概念。黑格尔式洞见其实也还是康德式洞见，只不过是一个远为复杂的版本。
而尼采的隐喻，完全可以被视为欧陆哲学进路的进一步发展。如果我们的概念方式及其相关的逻辑形式规定着我们的“成见”和“视角”，也规定着事物的显现方式，那么我们难道不是要在逻辑之外将隐喻纳入视野？我们难道不是经常挪用一个领域的语言去言说另一个领域（此即隐喻的本义）吗？对于“上帝”“世界”和“灵魂”，或东方意义上的“道”，我们难道不是都面临着言说的困难，因而往往会挪用经验内事物的概念方式去隐喻地言说，并由此构造了自身的“视域”吗？进一步，如此意义上的隐喻岂不是比概念和逻辑更为根本？且这种视域的构造难道仅仅是思辨之事，难道不是有某种实践问题和生命需要在背后隐隐地起着支配作用？尼采式谱系学因此仍是“逻辑学”，只不过这种逻辑同样不是平滑的形式逻辑，而是一种远为复杂的内容逻辑。并且，这种“逻辑”最终冲破了柏拉图主义，从逻辑走向了隐喻。不过，尼采与柏拉图的关系是复杂的。尼采的隐喻哲思或许恰恰帮助我们找回了那个被分析哲学所抛弃的柏拉图。此时的柏拉图并非分析哲学的仍嫌幼稚的萌芽，此时的柏拉图对话也不再是可以抛弃甚至理应抛弃的“文学外壳”。
总结来说，欧陆哲学不但有逻辑，而且逻辑在欧陆哲学中才真正成为核心问题。要理解分析哲学与欧陆哲学之争，我们得理解其中的概念史逻辑。分析哲学在兴起之时所要对抗的乃是新康德主义和黑格尔主义，是先验逻辑和辩证逻辑；分析哲学后来最为排斥的，也正是尼采式隐喻。可我们在今天大可以回过头来问：这场哲学革命是否一同抛弃了柏拉图以来的哲学的真正问题？毕竟，柏拉图不但作逻辑论辩，他的理念论还洞察到，逻辑着实深入现实，构造着现实。末了，我们不妨补充说，在柏拉图对话仅仅呈现为逻辑论辩的段落，他倒是充满了十足的智术气息。
（作者系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