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外交思想与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重大理论创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两个重要有机组成部分。2014年总体国家安全观正式提出，2018年习近平外交思想被确立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指导思想。这两者源于高度一致的总体时局判断，其核心要义一体融合、内外互促，思想与实践相辅相成。当前，世界加速进入新一轮动荡变革期，中国外交在曲折中勇毅前行，我们有必要从大危机时代、大安全时代、大竞争时代、大转型时代的国际战略大背景出发，深入学习领会这两大创新理论，深刻思考外交与安全这两者相互依托的逻辑机理，充分发挥外交作为国际安全润滑剂、助推器和防波堤的重大作用，以特色外交积极推动总体国家安全目标的实现。
大危机时代的大外交
大危机时代的特征通常包括：国际体系严重失衡、国际规则被普遍破坏、体系中的主导国（霸权国）失范失德、大国协调机制基本失灵、大国竞争与地区冲突频仍、世界经济濒临危机边缘等。当前，美国作为体系中仅存的唯一霸权国家，以“美国优先”为名，以建立自由民主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为幌子，开启大国战略竞争，以军事同盟、安全保证和延伸威慑等手段，诱使或胁迫广大新中间地带国家选边站队，造成国际体系的失衡和分裂。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世界大变局理论，历经世界动荡和中国外交的实践检验，成为当前国际大危机时代的指导性理论，是对当代国际现实的战略性和前瞻性判断，是对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发展，是我们理解与应对秩序之变、格局之变的强大理论武器。
大危机时代呼唤大外交。中国的大外交至少应包括以下三个维度。一是确立全局性、战略性的外交指导方针。不仅要准确识变，更要科学应变、主动求变，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以主动塑造和建设性介入为主要抓手，在乱局中育新局，在危机中觅新机，努力促进中国外部安全环境的总体向好。二是全方位、全领域的战略部署和资源配置。不仅强调军事与安全领域的重点应对，同时针对美国在经济、科技、文化、宣传、社会等各领域展开有组织的适度反击，尤其是夺取意识形态攻防战中的主动权和国家形象构建方面的国际话语权。三是各主体积极参与的全民外交。大危机时代，中国社会各阶层、各主体都应该成为大国外交的实践者和积极参与者，人民外交、公共外交是大国软实力的增强器，是大国相互认知恶化和冲突爆发的阻燃器。
大安全时代的统合外交
大安全时代的首要特征是国际危机频仍，安全困境凸显以及各领域问题的泛安全化。目前，国际格局正处于“一超渐衰，多强重组”的加速演进阶段，美国对华激烈的体系性竞争不仅体现于两国国家安全的各个领域和层面，而且产生了全球性冲击与影响。另外，由于大国协调失灵和新兴科技革命的到来，导致新型安全威胁层出不穷和相关安全问题的全球治理真空。
为应对大安全时代的到来，《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开放和安全，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统筹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统筹维护国家安全和塑造国家安全。这“五个统筹”反映中国国家安全认知与应对策略出现重大转变，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总体国家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关键在“总体”，一方面，强调国家安全工作的系统思维、体系优化和资源整合；另一方面，全面关注各具体领域的安全实现，包括政治、国土、军事、经济、文化、社会、科技、网络、生态、资源、海外利益、太空、深海、极地、生物等领域，而且将随着社会发展不断拓展其内涵与外延。
大安全时代的国家安全治理在外交领域的体现就是强调总体性外交，或称“统合外交”。“统合”既体现于涉内的制度安排，如中国外交决策体制、国家安全工作协调机制和国际危机管理体系等层面，也体现于新时代日益广泛的涉外新挑战，如我国公民、法人海外合法权益的有效维护、中国庞大海外投资和海外资产的保护、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以及其他同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相关的利益维护和威胁应对等。统合外交不仅要求统筹各类内外资源与外交手段，还要求国内各相关机构协调并进，及时鲜明传达中国的内外方针和全球性安全理念，讲好中国故事，掌握国际话语权；既要奋发有为、主动作为，为促进国际冲突解决劝和促谈、斡旋调解，提供中国式公共安全产品，又要不断优化对外战略，助推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破除西方的恶意抹黑与外交打压。
大竞争时代的融合外交
大竞争时代的特征首先体现于大国竞争，尤其体现于中美关系。面对修昔底德陷阱的预言和美国对华采取的进攻性现实主义路线，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开幕式上首次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强调“六个坚持”，阐明了中国的新型安全观、追求安全的原则与框架、安全治理的方向与举措，充分彰显了习近平主席对当前大国竞争引发的安全困境和地区冲突的高度关切，为弥补人类安全赤字、全球治理赤字贡献了中国智慧，为应对国际安全挑战提供了中国方案，进一步丰富了习近平外交思想，深化了总体国家安全观。
“六个坚持”赋予大竞争时代中国外交融合性、世界性和普遍性。“融合”主要体现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强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人类社会进步的高度融合。面对世界经济的复杂形势和全球性问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一枝独秀，这就要求各国和衷共济。二是强调各国安全的不可分割性、国际规则与体系的合一性。全球安全倡议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主张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体系，就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只有一套规则，就是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三是倡导文明互鉴和价值观融合。反对文明冲突论和制度竞争，反对以所谓价值观同盟撕裂国际社会，提倡共商共建共享全球命运共同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大转型时代的攻守平衡外交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变革的动力主要有：正向的中国力量的持续增强，中国的发展和反馈促进了世界和平与发展，中国声音、中国方案产生越来越大的国际影响力和感召力；反向的力量，即美国近年来对华政策的急剧调整、大国竞争的加剧和地缘政治的回归，并因此引发全球性链式反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既成为大国竞争的新领域，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新型安全挑战，催化和加快了国际体系的变迁。
如何应对世界进入新动荡变革期所带来的挑战，从而赢得新的战略机遇？如何应对一个更加失衡、更具竞争性的国际大环境对中国造成的全方位压力，从而赢得对美博弈斗争的战略主动权？这两大问题已成为未来10—20年中国必须面对的重大战略性难题。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统筹维护国家安全和塑造国家安全，既要高度警惕“黑天鹅”事件，也要防范“灰犀牛”事件；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也要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
落实到中国具体的外交层面，这种防范与应对并重，维护与塑造同步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恰恰体现在中国目前实施的一种攻守平衡的外交。这种平衡外交追求深谋远虑、收放自如、进退有据的大国成熟外交，它应该是大国对抗时代的润滑剂、国家利益扩展的助推器、中国声音的放大器，更是为大国冲突兜底的防波堤。面对国际大变局，中国要敢于斗争、敢于把自己放进去，积极引领中国与世界共进新方向，在适应、引导、推动世界大变局中维护我国长远根本利益。从外交战略的视角看，这种攻守平衡既强调“备豫不虞”和如履薄冰的战略审慎，又强调危机之中觅新机，敢于通过斗争打开新局面的战略勇气；既洞察到美国对华长期激烈竞争的态势以及西方大联盟对我国产生的巨大挤出效应，同时也看到大国外交伸展力量，合纵连横，主动塑造的新空间新机遇；既警惕来自外部的打压遏制随时可能升级，同时也随时做好与美国良性互动、定义新关系的准备，继续做国际体系的维护者和全球安全的贡献者。
（作者系上海政法学院政府管理学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