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月，英国杰出哲学家德里克·帕菲特逝世。对此，除了在人文社科界，坊间几无反应。此情此景，让学院中人颇感心寒。然而，随即去世的英国评论家约翰·伯格却受到热切关注。如此反差，不可谓不鲜明。其实，学者并非一直受冷落。当年爱因斯坦、罗素、萨特等，就曾拥有巨大声望和影响力。1997年，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去世，三个国家举行了纪念活动，英国广播公司连续两天播出一小时的纪念节目。而今，一切恍若隔世。有人怀疑，现在许多英国名流甚至报不出哪怕一个本国学院派哲学家的名字。这早已非个别国家独有的现象。其原因不妨归咎于时代、社会或公众，但任何道德谴责都是无力的，都无益于改善现状。它更重要的意义或许是提醒人们，专业领域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出现了问题，我们有必要重审经院学术界与社会的关系。我们需要追根溯源，使问题得到根本改善。

　　上述问题其来有自。首先，这与数十年来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变迁有关。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发展趋稳，知识界对公共事务的兴趣持续走低。其次，这与媒体有关。尤其是进入互联网时代以来，大众媒体兴起，通俗文化日益挤占了高雅文化原有的空间。最后，更重要的是学院体制的变化。随着知识分化和考核体制日渐牢固，经院学术变得越来越细碎，很少产生溢出效应。大量学者的知识生产越来越远离大众的经验生活，丧失了对现实的介入能力和想象力。在当代英国，许多颇具影响的哲学作家已不在学院内，如阿兰·德波顿等自由作家，其作品《拥抱似水年华》曾风靡一时。不管原因是什么，其后果恐怕是“灾难性”的。优质知识的有效供给不足，将可能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如果越来越多的专业人士不愿或不能参与公共议题，将会造成严重的知识短缺，使劣质知识竞相涌入并不断泛滥。这不仅会拉低公共知识的质量、破坏文化生态，甚至会影响社会的文明和进步。

　　此种情况亟须改变。世界无限辽阔，“只剩下学术的生活是危险的”，学院中人不能没有最低限度的公共生活。因此，加强专业研究与公共生活的联系无疑至关重要。一方面，公共生活能为学术提供素材、灵感、养分和动力；另一方面，公共生活也能为研究者调剂状态、汲取资源、扩大社会影响。更重要的还在于，知识也能借此回馈社会。学术乃公器，它隐含着价值承诺和社会责任，知识人自然也负有社会责任。学术源于社会，也应回馈社会、造福社会，贡献光和热。学术研究不能只求自娱自乐，而应学以成人、学以致用、学以济世。我们确实需要部分学者潜心书斋、仰望星空，但同样需要更多人脚踏实地、直面现实，回应重大关切。这是一种学术责任。学术不应只是满足好奇心的智力游戏，更不应是谋求名利的手段，而应以其智慧的光芒映照充满荆棘的现实丛林，使人类的知和行更具深度、高度及力度，从而更有效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如果学者仅仅考虑小我而不顾公共诉求，不仅是失责，也有违学术公德。

　　专业性和公共性并无天然的矛盾。那种所谓“矛盾”，是某些人因眼界和学力所限而虚构出来的假象或伪问题。让研究屈就于短期功利需求，无疑不可取；但若以为研究越冷僻、越不接地气，就越专业、越纯正、越高级，这无疑又走向了另一极端。专业水平和社会价值从来就不是矛盾的。事实上，许多专业研究本身就源于公共议题。只有深刻的社会关怀，才能成就伟大的作品。因此，关注专业知识的公共属性和社会功能，无疑是极为必要的。若将二者对立起来，则无益于学人、学术，也无益于社会。我们至今仍生活在充满挑战的世界，人口、资源、环境、社会公平、地缘风险等，这些问题关乎每个人的利益，无可回避。学者若对这些严峻挑战置若罔闻，沉迷于一己的岁月静好，可谓失责。

　　如果我们承认前述观点，那就意味着有必要接受知识生产的系统性调整。这并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普及与提高”“通俗与原创”“大众化与学院派”等议题，而是意味着价值立场及问题意识的转型，意味着在选题、立意、格局、思考方式等方面都要融贯更深厚的人性关怀、现实观照和世界意识，为人类文明进步提供更具智慧的照护。

　　欲达此目的，则需多方共同努力。对社会来说，要主动与知识界交流，积极提出诉求、提供资源和动力。对知识系统来说，第一，要提高站位，重新定位学术与社会的关系，深刻体悟社会参与对学术发展的重要意义。第二，要完善评价体系，尊重知识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为不同形式的优质成果提供充分的空间和激励，不拘一格出精品。第三，要主动作为，加强社会参与和对话。第四，要调适专业研究，加强对社会的介入和引领。为今之计，我们需要以更开阔的视野、更广阔的襟怀去理解世界、创造新知，实现知识的学术价值、社会价值和政策价值。当今世界正处于剧烈变革的转型期，因而也是大有可为的机遇期。我们要抓住契机，为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而积极有为。这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天行有道，事在人为。我们将拥有怎样的未来，取决于我们怎样把握当下。

　　（作者系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