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仰韶遗址的发掘和仰韶文化的命名，开启了以考古学对中华文明起源的科学探索。百年探索得到的一个重要结论是：中华文明的形成在辽阔的地理背景中展开，经历了各地区多元发展、相互碰撞最终融合为一体的宏大历程。在多元一体视角下，仰韶文化在中华文明形成中的重要作用更加凸显，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距今6000—5300年，是中国史前时代灿烂的转折期，各地区社会普遍发展，形成“古国”。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以晋陕豫交界地区为核心，覆盖范围最广、人口规模最大，为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积蓄了最深厚的人力与物力基础。庙底沟社会形成了“集体取向”的独特发展道路，影响深远。在这一重要时期，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出现随葬品多达百余件的大型墓葬。在长江下游，安徽凌家滩遗址出现祭坛、积石圈和大型墓葬，规模最大者出土随葬品330件，包括玉器约200件，有长72厘米、重达88公斤的玉猪。江苏东山村遗址发现目前崧泽文化的最高规格墓葬，随葬有大量陶器和玉器。在长江中游，湖北大溪文化晚期龙王山墓地墓葬等级差别明显。在辽西地区，红山文化的发展达到顶峰，出现辽宁牛河梁遗址群，在方圆50平方公里的“圣地”内，集中分布着祭坛、冢墓和“女神庙”，大型墓葬随葬有特殊内涵的玉器。

　　在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核心地区，河南灵宝铸鼎原周围的系统聚落调查显示，最大的北阳平遗址面积近100万平方米，次一级的中心性聚落西坡遗址面积达40多万平方米，聚落呈现明显的等级化。西坡遗址核心部位很可能存在一个广场，四角都有大型半地穴房屋。西北角的F105室内面积约200平方米，外有回廊，占地面积达500余平方米；西坡墓地的34座墓葬等级差别明显，但主要表现在墓圹规模上，大型墓葬并无奢华随葬品。与其他地区相比，庙底沟社会“朴实执中”、重视宗族和集体事务的发展道路，如黄土般厚重，积蓄了中国式文明型国家构建的重要底蕴。

　　第二，庙底沟类型特征鲜明的彩陶广泛传播，促进了各地区一体化。与上述各地多元发展同样重要的是，各地新生的古国领导者踌躇满志、朝气蓬勃，有着很强的探索远方、相互交流的欲望，努力开展远距离交流，获得远方的珍稀物品和神圣知识。这样的交流催生了一个在地域和文化上均与历史时期中国契合的文化共同体，因此被称作“中国相互作用圈”和“最初的中国”。至此，中国史前时代形成了“多元一体”式文明演进的宏大格局。

　　庙底沟风格彩陶以如同鲲鹏之变的鱼鸟转化为核心主题，经常以如同花朵绽放的构图表现群鸟孕生之生机勃勃，达到彩陶艺术的高峰。由此掀起的彩陶艺术浪潮，波及广泛，东到大海，南抵长江，北到河套和辽河流域，西到甘肃，成为“最初的中国”一体化进程中最亮丽的符号。

　　第三，距今5300年左右，庙底沟核心地区的社会解体，引发大规模人群移动，促成西北地区的大范围整合。庙底沟人群的足迹北达河套地区，西南直至四川盆地西北缘，成为目前所知该地区最早的农业居民；向西则越过陇山，进入洮河和湟水流域，并直入河西走廊，打开了中国和欧亚腹地交流的通道。中华文明的发展，由此有了更广阔的空间，也受到直通两河流域文明腹地、贯穿欧亚大陆的新鲜文明因素的激发。在随后的龙山时代，小麦、牛、羊和金属冶炼技术经此通道传入，由此启动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成为引发中原地区王朝形成的重要契机。

　　第四，距今4300—3800年的龙山时代，仰韶文化系统人群发展而来的陶寺文化和石峁文化汇聚各方因素，达到了新的社会发展高度。此时期最重要的遗址为与文献中记载的尧的活动区域符合的山西临汾盆地的陶寺遗址。该遗址有两重城垣，外城面积约300万平方米。内城可能是宫城，发现了大型建筑的夯土基址。在外城南垣外发现可能与观察时令有关的观测台。陶寺墓地表现出明显的等级分化。漆柄玉钺、刀、俎、豆、磬、鼓和玉器等表现出明显的东方礼仪，但陶寺文化的基本面貌传承自仰韶文化，养羊和金属冶炼技术的出现得益于庙底沟人群开辟的西部文化传播通道。

　　陕西神木石峁遗址有总面积超过300万平方米的三重石筑城墙，城墙内砌有玉器，城门有女性头骨祭祀坑。位居核心的“皇城台”利用自然山体整修而成，呈金字塔形，分十多阶，每阶高3—4米，用石块砌成护坡，夹杂内涵丰富的石雕。如此迅速的社会发展，也是以庙底沟人群移动引发的西北地区文化激荡整合为背景的。

　　第五，距今约3800年，二里头文化以洛阳盆地为中心强势崛起，同样得益于仰韶文化传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被普遍认为是夏王朝之都城。二里头文化之前身是河南龙山文化，为西进的大汶口文化发展而来。二里头政体的崛起难以被归因于自庙底沟时期就已经形成的集体取向的社会发展模式的胜利，而更像是环嵩山地带龙山丛体中因风云际会造就的英雄人物融汇兽面、龙身、玉瓒、漆觚、镶嵌、琢玉、冶铜、筑城、建宫、铺道、排水、行车、五谷、四畜等各种已有的宗教、政治、经济和军事成果，施展陶寺王者即已形成的推动各地区一体化的政治宏图成就的伟业。二里头文化最精彩的遗物，包括青铜器、绿松石镶嵌器和玉器等，均与宗教仪式有关，使用玉瓒（柄形器）的祼酒之礼可以直接追溯到良渚文化。商文明灿烂的青铜艺术和浓厚的宗教气氛与此一脉相承。中华文明的形成和早期发展内容之瑰丽，也绝非“朴实执中”的“中原模式”可以概括。

　　近年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发现仰韶文化晚期的大型庭院式建筑，表现出与二里头宫殿的密切联系，引发学界慎重思考仰韶文化社会形成的凝聚社会、表达权力的政治传统在早期王朝构建中的重要作用。

　　百年之前，安特生发现仰韶文化彩陶和中亚地区彩陶及黑海西北部特里波利彩陶的相似性，提出仰韶文化“西来说”，长期困扰学界。现在，“中国文化西来说”早已烟消云散。中国考古学家以辽阔的欧亚大陆为背景，开展考古工作，探究各农业文明发展道路的异同。在横贯欧亚大陆的彩陶文化带上，仰韶文化在动荡整合之后，成为促进中华文明形成的重要力量。特里波利文化衰落后，该地区在罗马帝国之前一直没有引人瞩目的社会发展。中亚绿洲的彩陶文化虽然孕育出小型城邦，但并未形成多元一体的强大文明。

　　仰韶文化和中国考古学已经诞生百年。展望下一个百年，我们在多元一体视角下，必将更加深刻地认识仰韶文化的重要性。我们在世界文明的背景下，也必将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的独特道路。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