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恩格斯不仅对创立马克思主义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在捍卫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被誉为“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的《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就在破立交替的理论论争中，捍卫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19世纪70年代，以“社会主义改革家”自居的杜林先后出版了《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兼论财政政策的基本问题》和《哲学教程——严格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等主要著作，以其“创造”的理论体系向马克思主义发起全面挑战。随着杜林的观点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广泛传播，为避免党内出现思想派别分裂和混乱的局面，在马克思的支持下，恩格斯毅然中断《自然辩证法》的写作，对杜林的谬误发起反击，强有力地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不仅批判了杜林的观点，而且第一次全面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内容及彼此联系，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唯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
从自然界发掘辩证法及其规律，夯实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根基。在总结19世纪自然科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马克思和恩格斯认识到，自然界也包含着普遍联系、运动等辩证法思想。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在自然界里，同样的辩证法的运动规律在无数错综复杂的变化中发生作用，正像在历史上这些规律支配着似乎是偶然的事变一样：这些规律也同样地贯串于人类思维的发展史中，它们逐渐被思维着的人所意识到；这些规律最初是由黑格尔全面地、可是以神秘的形式阐发的，而剥去它们的神秘形式，并从它们的全部的单纯性和普遍性上把它们清楚地表达出来，这就是我们的目的”。对于恩格斯来说，着手做的事情不在于把辩证法的规律从外部注入自然界，而在于从自然界中找出这些规律并从自然界里加以阐发。恩格斯从批判杜林以“先验主义”构造哲学体系的唯心主义路线入手，科学地回答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论述了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确定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出发点。恩格斯对杜林关于时间、空间的形而上学观点进行了批判，科学阐述了时间、空间与物质运动的关系，第一次对时空观作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概括和表述；对杜林思维至上性、真理的终极性以及认识的绝对可靠性等错误言论进行了批判，科学阐述了人类思维的辩证运动及其规律；对杜林混淆马克思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所造成的错误混乱的观念进行了批判，科学阐明了唯物辩证法的三大规律，即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为辩证唯物主义夯实了理论根基。
从政治经济学批判视角详尽阐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从政治经济学批判视角，对杜林关于政治暴力决定经济关系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进行了批判，科学地揭示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为唯物史观的创立提供了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范式。针对杜林从唯心主义出发，将暴力视为“历史上基础性的东西”，进而“基于暴力所有制”歪曲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错误论断，恩格斯予以了层层剥离。恩格斯认为，“暴力不是单纯的意志行为，它要求促使意志行为实现的非常现实的前提，特别是工具”，“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是经济的条件和资源帮助‘暴力’取得胜利，没有它们，暴力就不成其为暴力”。恩格斯彻底驳倒了杜林声称的“本原的东西必须从直接的政治暴力中去寻找，而不应先从间接的经济力量中去寻找”这一论断。此外，与杜林将暴力视为“绝对的坏事”不同，恩格斯还肯定了暴力在历史上的革命作用，评价其“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它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揭示了各种历史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极大地丰富了唯物史观的内容。在肯定“一切政治权力起先总是以某种经济的、社会的职能为基础的”前提下，恩格斯对政治的反作用予以具体分析。“在政治权力对社会独立起来并且从公仆变为主人以后，它可以朝两个方向起作用。或者按照合乎规律的经济发展的精神和方向去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和经济发展之间就没有任何冲突，经济发展就加速了。或者违反经济发展而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除去少数例外，它照例总是在经济发展的压力下陷于崩溃。”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在此得以科学阐述。
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和基本原理加以明确。在政治经济学领域，恩格斯驳斥了杜林基于庸俗经济学观点对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特别是剩余价值学说的攻击。杜林从唯心史观和形而上学的哲学立场出发，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归结为“自然现象”和“永恒真理”。恩格斯借助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提出了广义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对政治经济学的性质、研究对象和方法作出了科学阐述。针对杜林的“分配决定论”，恩格斯首先一针见血地指出其错误根源在于“把生产和流通这两个虽然互相制约但是本质上不同的过程混为一谈”。但事实恰恰相反，“分配就其决定性的特点而言，总是某一个社会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以及这个社会的历史前提的必然结果”。随后，恩格斯揭示了生产、交换和分配之间的辩证关系，即生产和交换决定分配，分配方式也会对生产和交换起到能动的反作用。杜林还将“价值和价格混为一谈”，混淆了劳动力的价值和劳动力所创造的价值，将一个人在任何物品里所投入的力量的多少，视为价值和价值量的直接决定性原因。对此，恩格斯予以反驳，“马克思从李嘉图的研究出发，说道：商品的价值是由体现在商品中的社会必要的、一般人的劳动决定的，而劳动又由劳动时间的长短来计量。劳动是一切价值的尺度，但是它本身是没有价值的”，“资本的利润像占有他人的无偿劳动产品的其他一切形式一样，只不过是马克思所发现的剩余价值的组成部分”。恩格斯科学阐释了剩余价值的来源，并将其视为“马克思著作的划时代的功绩”予以肯定和宣扬，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
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作了补充和深入阐发。恩格斯在对杜林进行批判的同时，回顾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历程，并对社会主义作了进一步探讨与阐述。首先，恩格斯详细梳理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来源。与杜林“从自己的至高无上的脑袋中制造出一种新的空想的社会制度”不同，恩格斯主张“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源深藏在经济的事实中”。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的引论中对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学说作了详细梳理和辩证分析，并且归纳出他们的共同点“都不是作为当时已经历史地产生的无产阶级的利益的代表出现的”。其次，明确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些概念。例如，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对国家消亡的过程进行了具体描述，提出了经典的论断：“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最后，从不同视角详细论证了经典论断。例如，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两个必然”的著名论断。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视角，借助对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分析，对“两个必然”的论断作了补充阐释。
在《反杜林论》中，作为“第二提琴手”的恩格斯以批判的方式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真理性，对《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的社会主义文献作了补充与解释，不仅促进了德国社会民主党思想上的成熟，而且为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提供了思想武装，大大地推进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