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6世纪以降，自然科学及其引发的技术革命奠定了现代人类社会的物质基础。基于经验观察的规范实验成为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也奠定了现代社会的主导认知规范。到了19世纪，人文社会科学再也无法安守古典理性主义，开始学习自然科学的实验研究方法，由此秉持价值中立和客观性原则的实证研究迅速崛起，成为人文社会科学最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但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终究与物理和化学对象有别，这也注定了社会科学对自然科学方法的模仿只能是“夸父追日”，无法摆脱其与研究对象始终处于价值关涉的意义循环中。因此自施莱尔马赫与狄尔泰起，人文社会科学力图在实证研究之外，另辟一条自觉的研究方法应对上述循环，这便是阐释学。

　　阐释从其生发的原点处，就是主观性介入的创造过程。阐释能成学，在于其不是对文本简单的传写复诵，而是在阐释文本中开拓出巨大的意义空间。但一如所有精神领域，主观性的发挥若全无客观规则，终会跃出可理解的公共边界，成为纯粹的私人谜语。因此阐释若无一定之规，也不能成学。

　　西方阐释学从《圣经》阐释发源，其初文本权威甚大，阐释者在巍峨文本之下小心翼翼；后经现代哲学阐发，阐释的主观空间日益增加，阐释者与文本之间已近乎对话；再到后现代之解构洪流，文本权威早成碎瓦颓垣，作者原意也化作虚无，一切变成阐释者任意之游戏。阐释若成意识流中的无根浮萍，阐释学也就无可成立了。海德格尔曾说，问题不是避免循环，而是以正确的姿势进入循环。无边界的无限阐释，恐怕不是正确的理论姿势。

　　中国素有阐释传统，所谓“六经注我”抑或“我注六经”，只有在彼此界定的边界之内，文本与阐释者的对话才是一个有意义的循环。时至今日，面对阐释的边界与限度问题，中国学者依然有着自己独到的思考与探索。为深化阐释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推进当代中国阐释学话语体系的构建，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邀请国内著名学者以“阐释的限度”为主题，聚焦阐释的边界、限度及其确定性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本次专题我们选取了南京大学张一兵教授、首都师范大学陈嘉映教授、同济大学孙周兴教授的发言，经作者校定后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文本的类型、视位与意会认知

　　作者张一兵，南京大学文科资深教授，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主任（南京  210023）。

　　阐释与两类认识

　　作者陈嘉映，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北京  100048）。

　　没有论证，何以哲学——兼论阿佩尔的先验解释学

　　作者孙周兴，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欧洲思想文化研究院院长（上海  2000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