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科学论证了以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为特征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基本原则，特别强调了“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的根本遵循。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阐释和理解“洋为中用”的辩证内涵对于学习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洋为中用”是毛泽东同志于1964年在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学生陈莲来信批示上提出的，主要指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为我所用。近60年来，经过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精辟论述和工作实践，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文化战线对待外来文化的基本遵循，充分体现了我党海纳百川、面向世界的宽广胸怀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辩证态度。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和弘扬中国精神，并不排斥学习借鉴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我们社会主义文艺要繁荣发展起来，必须认真学习借鉴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化。只有坚持洋为中用、开拓创新，做到中西合璧、融会贯通，我国文艺才能更好发展繁荣起来。这充分说明在世界各种文化形态多元存在、多样发展，既交流互鉴又角逐竞争的时代条件下，面对各种纷繁复杂、众声喧哗的文化环境以及各种西方错误思潮的文化输出，坚持“洋为中用”的主体尺度和辩证扬弃的科学态度仍然是新时代我们对待外来文化的指导原则。其中，理解“辨洋之用”和“以我为主”在“洋为中用”中的内涵属性和相互关系至为重要。
所谓“辨洋之用”是“洋为中用”的学理基石和实践前提，主要指在面对外来文化时，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剔除其糟粕、汲取其精华”的甄别和择取中促进中华民族文化有机体的新陈代谢和自我超越。一方面，应重点译介和阐释西方文化经典中所包含的博厚悠远的人文情怀、精研思辨的科学追求、公平正义的法治思想与崇尚理性的反思维度和追求卓越的信仰力量，揭示其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精神基础的历史积淀和价值共识，弘扬其中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的文化精神，在对外文化的学习借鉴中积极吸取富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和爱国主义精神的历史资源、文化资源和思想资源，推动外来文化的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阐扬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相适应的理性之美、信仰之美和崇高之美，把握时代主题、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另一方面，也应特别高度警惕和敏锐辨识当代西方文化中感官主义倾向的陷阱、反本质主义的泛滥、非理性主义观念的强化和历史虚无主义的侵蚀等重重迷雾，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批判所谓“西方民主、自由人权、消费至上、娱乐至死”等思想观念裹挟在文学作品和文化产品中对我国国民特别是青少年的影响渗透。同时，更要拔除“现代化=西方化”的错误迷思，杜绝全盘西化、唯洋是尊的不良倾向。有的研究盲目崇拜西方理论，沉迷于模仿、照搬远离中国文艺实践和审美的概念，生硬操作种种时髦理论，强制阐释中国的文艺作品和文艺经验。甚至以西方文论为标准，度量中国文艺作品，阐释中国文艺实践，裁剪中国文艺审美。文艺作品必须用西方当代文艺理论来评判，这种奇怪现象正是丧失民族底气、缺乏文化自信的表现，是对“洋为中用”的错误解读和运用，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和抵制。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把作品在国外获奖作为最高追求，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东施效颦，热衷于‘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那一套，绝对是没有前途的！”
所谓“以我为主”则是“洋为中用”的思想立场和价值原则，主要指对待外来文化，必须坚定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扎根中国实践、突出中国特色、彰显中国精神，深化中外文化交流、文明互鉴，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建设提供有益的“他山之石”。20世纪以来，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强烈冲击之下，西方所代表的话语规则逐渐成为一种主导的权力话语，而中国传统话语的自身特质反而被边缘化，从而陷入失语的状态，中西话语之间无法形成平等有效的跨文明对话。重建中国话语的意义则在于恢复和挖掘中国文化的内在生命力，建立不依附西方话语规则的文化自觉和自信。这并不是要在中国传统话语与西方话语之间设立一条泾渭分明的界线，而是要在多元话语体系之下寻找到一条切实有效的跨文明对话和交流的途径。为此，我们应在“洋为中用”的原则中坚持立足本土、以我为主。首先，“以我为主”应树立理论自信。新时代中国文化建设应从实际需要出发，结合我国文艺创作实践，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实现异质文化间的内涵互补、互动对话，其中关键就在于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理论自信。有了自信才会有真正的理论自觉和主体精神，才能谈得上对自身批评传统与特点优长的深切认识，也才能真正以我为主、博采众长、为我所用。其次，“以我为主”应坚持守正原则。守正，守的是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守的是“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坚持中国精神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灵魂的科学论断，决不搞教条主义，也决不照抄照搬、食洋不化，而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既要关注人类共同命运的重大课题，运用国际通行的学术规范阐明具有中国智慧的思想方案，也要传承和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在概念设立、源流梳理、范畴阐释和学术领域选择等方面形成中华民族独特的话语风格和价值体系，从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战略角度肩负起以文脉传承永续国脉、文运提振兴旺国运的历史重任。再次，坚持“以我为主”的创新姿态。创新，创的是新思路、新话语、新机制、新形式，是指在外来文化的内生和转化过程中着力实现场外理论向当下中国审美活动和文艺实践的转场，构建具有标志性和独创性的概念范畴和学术领域，增强对新时代文化实践的批评指向、理论价值和阐释能力，从而扭转当前一定程度上存在的文化研究格局陈陈相因、知识体系凝固封闭、文化人才培养机制陈旧、理论原创性特别是主动设置议题和构筑学术话语体系的能力不足等问题。
总之，“洋为中用”中“辨洋之用”和“以我为主”的辩证内涵，既内蕴坚守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文化立场的站位信念，又包含与时俱进吸收消化人类文明积极成果的眼光胸怀，二者相辅相成、互为表里，充分体现了这一科学论断在新时代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政治性、理论性、实践性和指导性。我们要正确理解和科学把握这一辩证内涵并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人类文明进步，擘画出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壮美画卷。
（作者系黑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黑龙江大学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