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协作和劳动过程的组织方式随着数字平台经济形式的发展，逐渐展现出颠覆性的变化，具体表现为两个特征：网络经济边际收益递增和网络外部性带来的劳动社会化的外溢。在“活劳动”—“死劳动”之间关系从二元对立结构向“人—机”双向互联结构的转变过程中，生产环节的封闭性边界被逐渐打破，开始向公共性产品或服务的社会连接的场域内弥散。这种弥散过程不再是由单一劳动过程中某个环节的劳动者独立承担起创造剩余价值的任务，而是由各个维度劳动者参与的生产全环节共同生产剩余价值。因此，从政治经济学维度对平台资本主义下的劳动协作形式与剩余价值形成过程的分析，需要深入到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变化中作内在性批判，这既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当代问题研究的应然要求。
平台的“八爪鱼”结构特征与集约化垄断形式
平台模式和大数据技术在当代快速发展，由此带来了分工与协作方式的变化以及劳动结合方式的更迭，而这也成为解读平台经济时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重要理论入口。通过数字平台生态系统的连接，资本在更广阔的全球劳动力市场范围内确保了劳动社会化高效低价的实现。
数字平台的盛行打破了传统科层制的层级化结构系统，逐渐形成了深度互联和非组织化的连接方式，显现出新的结构特征——八爪鱼式层级结构。然而，这种结构系统控制逻辑并不是通过场域共振形成装置，而是以更经验化和可量化的算法设计处理直接监管和评价。这种方法降低了传统的科层制交流沟通成本和信息耗损，可以实现管理系统和信息反馈的直接联系。而算法调节则成为平台操作的核心，是平台模式中“看不见的手”，它规制了所有人际交往联系的形成。
若用德勒兹和加塔利的“块茎”概念来描绘分布式、去中心化的互联网，则平台可以隐喻为一只巨型的八爪鱼，它作为超强统合节点的核心部分系统可以统合整个分布式网络，无需依靠传统层级结构（如泰勒制与福特制），直接管理群体活动且达到信息强度节约的效果。该种管理方法通过设定游戏规则（包含劳动制度和市场规则）和引入智能监控系统，建立了中心化的生态网络，最终形成了更加集中式的资本主义垄断方式。
“按需零工劳动”：平台架构的劳动生产变革性转变
系统中枢收缩和商业覆盖扩张，深刻地改变了劳动过程和社会构型。为了确保从市场能够获得劳动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供给，现今的劳动过程已经切分为许多简单的劳动任务，并以差异化的分包方式在劳动力市场上进行交换。这种拆分过程是为了避免维持劳动力的隶属关系，同时仍能保证市场交换的合理稳定性。这种现象可以视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探讨的“局部工人”现象的当代极端表现。虽然数字平台企业连接的按需劳动和零工劳动在具体劳动和工人状况上相似，但并不意味着它们与19世纪社会历史背景下的劳动在本质上一致。作为劳动生产环节中最基础的劳动关系和最核心的劳动过程，它们已经产生了变革性的转变。当规模经济达到无法通过有效管理分工与协作来突破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边界时，当机器应用也无法突破规模经济的效益边界时，劳动的组织方式（分工、协作、工具性中介的联系）就势必需要调整。这正是数字化平台普及外包组织形式的原因之一，按需分配劳动成为主要趋势。
超越规模经济的方式是通过数字平台的生态网络，在世界范围内劳动力供给市场实现完整链条。这种方式既不受规模经济边界的限制，又能高效能、低价格地达成劳动组织化、协同化的社会建构。这个过程类似于马克思讨论的机器体系运用过程中的“去技能化”和“去资格化”。单一化、分散化的劳动降低了技术技能的专业标准和对就业者技术条件的硬性要求，扩展了社会参与的区域，也扩张了“产业后备军”的供给资源。零工劳动者与中介平台或需求方的关系，存在法律上的模糊性，既非劳动从属关系也非正式合同关系。这个问题的关键是，按需平台的出现造成了与传统工厂模式所倡导的社会工厂化趋势相反的工厂社会化趋势。在劳动过程协同化场域中，劳动逸散并伴随着劳动产品所属权的脱钩。劳动逸散的态势反映了生产社会化层次的加强，也反映了作为“总机构的联系”概念在数字时代的新动向。
分工、协作、劳动结合方式的转变以及零工劳动对社会构型的影响是阐述平台经济时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关键之处。因此，我们需要构建全新的批判理论体系，以探寻当今平台模式下（按需）零工劳动对社会的影响。目前大数据等新技术正在改变世界的结构，这包括劳动和其他人类活动。在传统世界中的许多分界开始扭转和消弭，生产活动正日渐蔓延到生活情境与空隙之中。
此外，大量原本与生产无关的活动（包括休闲、娱乐和自我发展等）也开始具有生产的特征。一是因为现今社会的生产和联络方法需要依靠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基础的数据生产和交换环节，这些环节对生产和联络起着先导性的作用。同时，数据生产和采集也被纳入公共品生产的一部分。二是因为差异化劳动图式相互的交织和连接，物质商品的生产形态经常与非物质劳动形态相互融合，共享性或部分共享性的公共平台服务也出现了。“活劳动”和“死劳动”的关系不再是二元对立，而是人与机器的相互作用。生产过程的封闭边界被打破，转为向社会连通的公共产品或服务的场所传输。承担创造剩余价值的任务转变为各个维度的劳动者参与生产全环节，从而共同创造剩余价值。数字技术平台时代的资本吸纳特征之一就是吸纳社会关系及公共性生产总体。
弥散性：平台剩余价值生成过程的本质属性
在全面了解平台生态网络的特性、平台劳动分工和协作特殊形式的基础上，解析平台体系结构中剩余价值生产的过程是辨析现代劳动价值理论中的关键基础。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理论基础是，活劳动创造新价值，机器作为承载过去劳动（“死劳动”）的物质形态，在劳动流程中具有价值转移的作用。然而，随着数字化和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进步，这种二元对立的关系不再延续。通过上述以按需数字平台为例，它们的运转机制是通过平台的“应用程序编程接口”（简称API）接入的外接程序来实现专业人才配对，从而为用工双方降低了搜索成本、提高了交易效率。与机器大工业时代让工人面临“机器换人”的境况不同，这种劳动过程的直接连接是由个人掌握的数字设施（如智能手机、智能电脑等）和数字操作系统以及软件程序来支持的。
从资本有机构成角度来看，体现为不变资本部分通常不是由资本所有者自行生产和研制，而是以共享性商品或者服务的特殊形式被投入社会公共空间，虽然某些软件程序制定收费服务模式，但这与传统制造业花费在固定资本和原材料购买上的不变资本支出相比十分微小。通过这种连接方式的调整，生产线不再封闭，企业和社会在多个方面建立联系，经济链条被重构，资本的有机构成和资本家对生产资料私有化的占有权也发生了变化。平台作为影响宏观经济运行的主体，其法定责任与劳动过程脱钩，仅发挥看管和维护的作用。因此，若要以劳动范畴为核心分析社会结构模型，则单纯关注平台或用户（包括劳动者和劳动需求方）是不够全面的。沃勒斯坦认为，必须按照“劳动轴心的分工”来辨析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分析劳动的整体构造。
一方面，众多软件程序在盈利和非盈利的公共数字平台上获取了大量用户数据，用以进行加工和使用；另一方面，人类劳动的碎片化也通过这些软件程序的连接弥合为连续性。这一趋势改变了机器大工业模式下“死劳动”—“活劳动”、机器—工人之间的简单对立，在更广泛的层面上构造了双方之间的复杂多元关系。有些领域可以降低“活劳动”，但其会更多地涉及其他空间和领域。同时在不变资本的影响下，“活劳动”也要与公共产品或服务所体现的社会联系相适应，这导致劳动力的再生产方式发生了变化。
因此，不再是由单一劳动过程中某个环节的劳动者独立承担起创造剩余价值的任务，而是由各个维度劳动者参与的生产全环节共同生产剩余价值。随着劳动过程的社会化散逸和“总体工人”概念的兴起，创造剩余价值的环节也变得更加分散。这与后福特时代社会生产界限的突破有关，导致资本增殖的场域向非物质领域扩散，如企业风险控制和职场人际关系建设等方面。随着生产分工和专业化覆盖到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需要从更广阔的批判视野看待“活劳动”。因为其涉及的社会联系的广度和深度前所未有，这也是超额生产盈余的来源。可以说，公共性为智能化生产提供服务组织和连接保证。
资本的地理扩张和不平衡发展，证明了劳动过程的社会化散逸将如何导致剩余价值创造环节的延长，而这实则是在全球市场遭遇地理空间边界限制之后代替虚拟空间扩张。依托平台所建立的全球劳务外包网络系统，不仅有效地打破了地理和国别上的限制，降低了商业扩展的成本，还充分利用了人力成本差异和税收体系不同，从而提高利润率。全球产业链不断扩展，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加入其中，廉价的劳动力成本助推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落地。此时的剩余价值创造环节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无需受制于特定地理位置。
然而，这种虚拟空间的扩张方式和地理空间有明显差别，其中最重要的差别就是稳定性的不复存在。在互联网数字连接脱离和替代了依存于区域位置和固定劳动者的大工业社会模式后，原本建立在组织认同和地理附着的工人联合体也随之消失。零工平台的发展具有双重趋势：一方面，资本相对劳动更强势，导致已有的劳资关系变得不稳定；另一方面，不发达国家的弱势群体得益于平台的连接进入全球化体系，并改善生存环境。这种趋势包含着生存环境的改善和无产阶级被剥削的加强这对矛盾，两者叠加交错，同时也昭示着新产业特征和新劳动方式的变化可能。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详细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平台化特征的主要方法论。面对平台资本主义涌现的新现象，我们不能仅以经济现象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是否“过时”的认定标准，也不能仅从抽象理论构建的角度出发，忽略经济现象的实质性转变，只叙述一般性结论而缺乏对现实矛盾运动的具体详细解释。研究平台经济时代的劳动需考虑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演变、分工、协作和劳动结合形式的变化，还要关注劳动连接方式的变化对活劳动社会性的推动，以及剩余价值创造过程的社会性蔓延。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
